中美关系进入一个充满变数的时期，双方需要用新的角度和思维去审视及发展这段“大到不能倒”的关系

　　《财经》记者 刘婉媛 刘泸

　　恍如一夜之间，过去30年中曾经困扰中美关系的几乎所有重要问题，都纷至沓来。

　　双方的交锋在1月30日升级——当天，奥巴马政府宣布了一项总额约64亿美元的对台湾军售决定。

　　几个小时后，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国台办、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相继做出强烈回应。而引起外界极大关注的是，中方首次宣布对参与售台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

　　此前，谷歌事件已经在中美之间引发新一轮意识形态之争。而双方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剑拔弩张之时，白宫在2月4日确认奥巴马将于2月底会见达赖。与此同时，奥巴马还以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表示，将力促人民币升值。

　　这一连串事件将中美关系推至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双边关系的谷底。

　　“事情连续发生，并非有意如此。事实上，关于对台军售问题和会见达赖喇嘛，美方之前就曾经非常谨慎地知会过中国领导人，包括军售的大致内容，以及会见达赖喇嘛的性质，有关协商已经进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项目主任、前助理贸易代表傅瑞伟(Charles Freeman)对《财经》记者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袁鹏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上述问题都是中美关系的老问题，“如果只是单个的、孤立的事件，不难处理。但是，一系列问题连续地、密集地发生，无疑将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

　　“前所未有”的制裁

　　据新华社报道，涉及对台军售的厂商有雷神公司、波音公司、联合技术公司下属的西科斯基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下称洛马公司)。其中，雷神和洛马公司在中国大陆没有直接业务。

　　假如制裁落实，将对波音公司和联合技术公司产生巨大影响。波音公司在中国大陆的业务主要集中在民用航空领域。

　　根据该公司发布的数据，截至去年第三季度，中国民航运营的1383架飞机中，有超过一半来自波音公司。

　　西科斯基公司及其母公司——联合技术公司在中国大陆拥有40多家独资及合资企业，旗下的著名品牌包括开利空调、奥的斯电梯等。

　　2月5日，《财经》记者致电波音(中国)公司，该公司中国传播事务副总裁王玉奎表示对可能的制裁不作任何推测和评价，“我能说的是，军售是美国政府制定的，公司起不到太大作用。”

　　上海西斯科公司员工也对《财经》记者表示，“没有办法做任何表态。”

　　中国政府至今尚未进一步公布制裁的具体措施和范围。“美方至今不知道会有什么制裁措施，”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告诉《财经》记者，“我个人很怀疑中国政府真的会那么做。有可能只是兴师问罪一番。只能等等看。”

　　尽管外界用“前所未有”来形容中国政府的制裁声明，但事实上，因为政治问题制裁企业在中美之间有过先例——保利集团、长城公司、北方工业公司等中国企业都曾被美国国务院控罪“违反禁令”，而被列入制裁名单。

　　而根据国际惯例，对企业的制裁可从技术合作、产品采购、投资等领域入手。

　　人民币汇率问题升温

　　美国观察家普遍认为，由于先前最具争议的F-16战斗机和潜艇设计并没有列入军售清单，本次军售本身“不会变成大问题”。但是，接下来奥巴马会见达赖，中方将如何反应则难以预料。

　　多数中国分析人士认为，中美交锋一个最直接的影响，是中方很可能取消中国主席胡锦涛4月参加核峰会并访问美国的计划。

　　美国史汀生中心高级研究员容安澜(Alan Romberg)对《财经》记者表示，如果中国坚持要“给美国更多的教训”，如在伊朗和朝鲜核问题以及全球经济问题上制造障碍，后果将难以控制，“尽管出现这种极端情况的可能性不大。”

　　相比之下，中美关系中的经贸问题更令人担忧。

　　背负着刺激美国经济和创造就业的压力，奥巴马被指责在解决贸易不平衡方面缺乏作为。

　　奥巴马就人民币汇率问题表态后，《纽约时报》2月4日援引白宫一位不具名的高级官员称，华府已告知北京，人民币问题将成为今年中美经济对话的重点议题。

　　这位官员还透露，今年4月美国财政部将制定半年一次的《国际经济和外汇政策报告》，白宫正在考虑是否要将中国列入该报告的“操纵汇率”国家名单之中。

　　如果进入这个名单，中国将面临更多的贸易制裁和反倾销举措。

　　“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名单将损害中国的实际利益，毕竟，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润滑剂，这方面出现问题对中美关系的伤害将会非常大。”袁鹏对《财经》记者说。

　　观察家认为，在当前中美关系的黯淡气氛中，中国被列入“汇率操纵国”名单的可能性较大。此外，美国中期选举在即，选民对经济和就业问题的高度关注，也让奥巴马政府在推动出口、创造就业方面没有退路。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对《财经》记者分析说，未来的中美经济关系将难以避免起伏。“关键层面的东西没有改变，比如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问题，今年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也会不断被敲打；还有互联网政策；知识产权问题和中国的市场开放问题等等。在今后几年，这些问题都还存在，矛盾一定会越来越多。”

　　而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另一个挑战，则是美国工商界对华态度的微妙改变。傅瑞伟告诉《财经》记者，美国工商界是与美国国内贸易保护势力抗衡的一股重要力量，“尤其是一些在华投资规模较大的企业，在对华政策方面一直是游说国会的重要力量。然而，现在他们中有很多人开始对中国经济采取的一些保护政策感到很不满。”

　　他还指出，今后，如果美国企业界在游说遏制贸易保护主义方面缺乏动力和效力，那么，中美经贸关系中的贸易保护因素将占上风。

　　“这是令人担忧的问题。”这位前资深对华外交家傅立民之子、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重要智囊如此表示。

　　期待新思维

　　形容当前的中美关系，几乎所有的中美学者都会用到一个词——“抓狂”(frustrating)。当世界格局和中美两国的变化，与国际政治中固有的思维模式产生碰撞，“抓狂”的局面便产生。

　　在中方看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快速崛起显然不适应。对于近日中美摩擦中的美方原因，袁鹏归结为三点：

　　一、中国在崛起，中美间的地位更加平等，中国外交思维更注重平等关系，而美国忽视了这一点。二、美国忽视了中国民意在外交上的影响力。三、美国忽视中国对奥巴马总统的期待。

　　而对于美方，从哥本哈根会议到近日的军售问题，中国在外交上“咄咄逼人”的姿态令人起疑且不快。在容安澜的分析中，中国的这种态度可能是“崛起中大国的一种傲慢”，或是“缺乏安全感的一种表现”。

　　过去几十年里中国人描述西方的形容词“傲慢”，如今反过来常被欧美精英用以形容中国。

　　目前在中国社科院讲学的美国学者沈大伟直言不讳地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对自己的国力过于自信，错误地估计自己在世界的地位。中国在外交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傲慢。”

　　德国政治与安全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伯恩特伯格(Bernt Berger)告诉《财经》记者，中国处理与欧洲关系上也有同样情形，“我们的印象是，中国对于在政治层面参与全球合作缺乏兴趣。所谓的傲慢，并不是说中国官员傲慢，而是说中国有时似乎不太愿意遵守全球游戏规则。”

　　无论是哥本哈根会议，还是在前不久举行的达沃斯峰会都已证明，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力度前所未有地增大，而中国受到的责难也前所未有的激烈。无论如何，中国需要对自己的作为有所思考，同时也要警惕对中国的不满情绪从西方政界、学界向社会蔓延。

　　事实上，近日这种情绪与日俱增，《纽约时报》2月4日刊登的社论便是其中一例——这篇题为“谁更需要谁”的文章，呼吁美国宁可放弃企业的利益，也要在军售问题和人民币问题上与中国斗争到底。

　　“对于中美关系，两国都需要有所反思。”袁鹏说，“美国需要适应一个崛起的中国，而中国也应反思最近一系列事件应对措施的得失。”

　　而孙哲则认为，中美两国的处理手段都比较粗糙，“我个人觉得，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问题上，要更细致一些。”

　　尽管“抓狂”局面在持续，但对于长远的中美关系，多数观察家仍表示了信心。毕竟，这是一个“大到不能倒”(too important to fail)的关系。正如容安澜对《财经》记者所言，两国决策者都充分认识到这个关系的重要性，因此，分歧也许一时难以解决，但不会伤及双方关系的核心。

　　在未来几个月内，中美毕竟要经过一个“看起来没那么漂亮”的调理期。而对于当前问题的解决方案，沈大伟给出的建议是“派特使沟通”。

　　中美间有危机时刻派特使的先例。如1989年中国国内发生政治风波之后，美国总统老布什曾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目前这个时候，双方尤其需要沟通。中美应该派特使进行战略磋商，为未来半年的中美关系制定一个路线图。”沈大伟说。

　　本刊记者方璐、实习记者黄芳兴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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