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湘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讨论或争论问题，首先要确定一些前提。比如，谈“国进民退”，就要确定何谓进，何谓退；为何进，为何退。现在一些人为获得争论的道德高地，上来就说“国进民退”是“反对改革”，将导致“政治不民主”，以为用这种莫须有的大帽子就可以吓人、压人，这种态度实在是没有“与时俱进”。

　　在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之后，今天的中国人对改革没有疑义，问题是改什么和如何改。当然，在这两个问题之前，要先解决为什么改的问题。诚如旧诗所云：无为在歧路。人生的困境在路径的选择，而选择的前提是知道向何处去。

　　中国改革设计者和推进者知道，改革是手段，不是目标。改革的目标是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经济领域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国特色”意味着我们所要建立的制度体系与前苏联有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意味与美国、欧洲、日本也不一样。我们的制度要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生产力的目标是要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必须兼顾效率与公平。国有企业如果不能满足这一点，就需要改革；现存的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如果违背了这个目标也需要改革。中国不迷信马克思，对“一大二公”可以改，也不迷信亚当·斯密、弗里德曼，对一包就灵、一卖就赢的“市场”幻想也可以抛弃。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中国改革得以成功的秘籍。

　　在“华盛顿共识”占上风的时代，这种中国式的中庸之道被视为迟早要放弃的旁门左道。国际资本的代理人或威逼或利诱地让中国人相信，中国经济的改革目标就是实现美国式或欧洲式的市场经济。然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所有人的路径依赖，就像是过河过了一半，对岸的河沿却塌了，河水泛滥成灾。市场经济的榜样美国也陷入了危机，以“变革”为口号的奥巴马当上了总统。以“后现代”自诩的欧洲，也提出要进行全面的“改革”，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社会保障到欧盟组织都需要改革。现在的问题不是改不改，而是如何改的问题，这是世界性的难题。

　　从趋势上看，今天的改革是对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和里根“自由放任主义”的纠偏——正是那一轮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改革，种下了今天全球危机的种子。30年河东变河西，如今有一半多的美国人寄希望于政府的干预。中国的改革当然也应该顺势而为，当进则进，当退则退。

　　必须看到，中国的国企应该“进”，不仅应该在国内经济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也应进军世界，在全球经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而且还应该为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国家强盛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同样，中国的民营企业也应该“进”，特别是在促进内需服务民生的领域发挥独特的优势，同时也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国企民企谁进谁退，而在于是否进退有据？只要以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为依归，不论进退都在深化改革，都是在扩大人民的福祉。这就是“以人为本”，则进退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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