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刚

　　中国经济学界的“郎咸平现象”，已存在很长时日了。自从2004年的“郎顾之争”以来，郎咸平的名字伴随着国企产权改革之路如何走的争论，而为各界所知。

　　近日，因为两位重量级经济学家再次向其“开火”，让笔者再度关注起“郎咸平现象”来。

　　1月12日，在成都的一个论坛上，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与听众的互动环节中，当有人问他对郎咸平“政府投资4万亿的方向是个错误”的看法时，樊纲痛斥：“他连最基本的事实都不知道！我不想评论这件事！”

　　而在1月10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汪丁丁，在其博客上以《我对“郎咸平现象”的看法》为题，表达了对郎咸平的看法，并尖锐指出，“郎咸平现象”反映的是大众普遍缺乏思考，普遍表现为阿伦特感到切肤之痛的“平庸之恶”。

　　我认为，无论是樊纲的“不知道基本事实”，还是汪丁丁的“平庸之恶”，都已超出了正常的学术探讨范围，是较为情绪化的表达。

　　尽管郎咸平为推销自己的主张，有挑起民众情绪之嫌，但“郎咸平现象”能得到广泛关注和不少网民的支持，其实也反映了一种诉求。郎咸平对国企改制过程中国资流失的警示，对民营企业平等待遇的呼吁，对公司治理和监管方面的研究，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知识方面的贡献。对此，简单粗暴地归结为“大众缺乏思考”，反倒折射出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固化思维。

　　汪丁丁还说，人人可呼吁“改革”，人人可以“改革”为旗帜，关键是，怎样改革？于是显出流派之争。相信市场还是相信政府，这是一块试金石。郎咸平为中国社会开具的药方，决定了他所属的派别。

　　很显然，汪教授对郎先生的批评，建立在了派别划分基础之上。我以为这种简单的派别划分，掩盖了问题的复杂性。在转型期的中国，很多问题需要超越所谓派别来看待。特别是涉及到具体问题时，我们不应动不动就用站队的方式来解决。

　　各种思潮活跃，各种学派自由表达，不同人等对经济和社会问题有不同看法，这些都是正常现象。

　　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在《中间道路经济学》一书的中译本序言中说：“左派和右派的思想家们，喜欢用极端对立的方式思考问题。这不是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作风。”大师之言，一语道破了经济学的实质。学识不应该分派别。

　　在这方面，经济学家茅于轼对“郎咸平现象”的评说，我认为体现了一位经济学前辈的气度，他说：“尽管我不喜欢他的作风，但我觉得应该给人说话的权利。他讲那些话是有道理的，不是全没有道理。你不能因为不喜欢他的这种作风，就把他骂一顿。”

　　出于公心，寻求共识，平心静气地讨论和研究问题，并基于中国现状，提炼出具有可操作性和系统性的经济理论，非常重要。在这方面，中国经济学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有一次，笔者问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先生，我国经济学家离诺贝尔经济学奖到底有多远？陈志武回答说，差得太远了，中国很多所谓的经济学家，最多只能称为“经济师”，他们只局限在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和解决一些问题，几乎没有创新性理论。

　　这就是中国经济学界的现状。但我们的社会给予他们的实在太多。自从经济学成为显学，所谓“经济学家”就像明星一样受到各界追捧，不断高空来回，大把捞钱。在学术圈内部，则以学派和学术出身为界限，形成小圈子。

　　类似现象，都不利于经济学的健康发展，也对不起社会对经济学家的尊重。既然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经世济民、民富国强，那么中国经济学界应该少一点意气争执，多寻些经世共识。(作者系本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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