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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河: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1月18日 13:07  《财经网》

  ——对话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

  •城市化是房价上涨合理因素,货币政策与利益集团影响属不当因素。

  •中国百姓没有政府和企业享受的发展成果多而快。

  •依靠“治穷”路子“强国”,不行。

  •改革突破口: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配置权力。

  •改革新路径:从上到下、以难带易、内外联动、重点突破。

  中国经济复苏是不争事实

  【《财经》记者  张燕冬  陈君】记者: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低谷已是经济界共识,谈论“后危机时代”也为当下时尚话题。但有人认为中国经济不是复苏,而是“反弹”,其理由是中国经济的回暖主要由于信贷和政府投资所至,实体经济并非出现实质性恢复,同时消费和内需仍然十分低迷;也有人认为,经济复苏的背后隐藏着更大危机,你怎么判断?

  马晓河: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不错,中国经济正夹在国内刺激计划和外需严重下滑之间,但当前和今后将经济向上拉的力量与往下走的力量在博弈过程中,上升力量占主导。三驾马车中投资和消费已开始回暖,这是内生型回暖。

  从工业增长、投资、消费来说,即使没有出口,完全可使GDP增速保持10%以上。国际环境对经济的影响,仅仅是增幅是降还是升的问题,出口减少就减一个数,出口增加再加一个数。客观地说,将经济向下拉的力量已经在减弱。出口连续11月负增长后跌幅收窄,11月出口为-1.2%,12月出口增长变正为17.7%。加之现在国内经济力量往上的势头很强劲,投资增长超过32%,消费增长接近16%,老百姓的收入预期也在上升。这种情况下,经济不可能出现下滑。而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回暖后的发展隐患。

  具体而言,向上的力量主要来自几个方面。一是从经济周期作用看,经济增长出现周期性上升趋势;二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即PMI 连续11个月上升,恢复到2007年第二季度水平,预示制造业总体进入新的扩张期;三是房地产出现景气增长势头,成为经济上升较大动力;四是家电汽车下乡、汽车以旧换新以及住房销售高增长带来的家具、装修增长为经济注入了新活力;五是发电量、铁路货运量增长由负变正,预示工业乃至经济正在快速恢复增长;另外,据央行第三季度对50个城市储户调查,居民对当期收入感受指数出现了近两年来的首次回升,这都有利于刺激消费,并促进经济增长。

  记者:这里有两个问题,即经济周期和房地产市场问题。先看经济周期,你提到经济增长出现周期性上升趋势,也就是说,这次经济低谷不完全由金融危机所至,除我们发展方式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外,也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周期的谷底,那为什么在危机前我们的宏观调控还在不断紧缩政策?

  马晓河:经济增长有周期,长周期一般50-60年,中周期10-12年,短周期3-4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大约三个中周期,正好到2007年第三个周期结束。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新的周期,经济增长在一季度到达低谷后已开始进入上行阶段。从2007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连续六个季度下滑是由三种力量组成的。一是经济周期的惯性作用将经济增长向下拉;二是连续不断的宏观紧缩措施也给过热过快的经济增长降温;三是世界金融危机从外需方面也把中国经济增长向下拉。

  但若把经济增长的曲线向前推,并将宏观调控的时空向前移,即在金融危机发生初期,我们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趋势预测把握并不是很及时。实际在2007年8月以后,美国次贷危机就全面爆发,美欧等发达国家经济先后出现下滑迹象,我们对此关注不够。当时学界和政界关注焦点在国内,普遍担心国内经济过热了,连续实行紧缩政策,因为2007年第二、三季度GDP增长太高了,分别达到13.4%。没想到世界经济危机对后来中国的经济影响如此之大,2008年初,许多专家还认为影响不大,次贷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影响很小。但后来影响出人意料。

  三大原因致房价超百姓承受能力

  记者:或许当时我们紧缩政策的力度再轻点,频率少点,或2008年有些紧缩措施不出台,可能情况会好些。还有一个问题,你刚才把房地产的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而这正是老百姓怨声载道的,国务院前一段也提出了治理房地产市场的四点政策。但是,房地产价格如此不理性的飙升,中国的经济增长健康吗?

  马晓河:中国房地产价格确实过高,已经超出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为什么房价那么高?其中有些因素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合理的。在我看来,城镇化是中国现阶段房价上涨的合理正常因素,而货币政策、利益集团力量的影响又使房价上涨过快过高,属不合理因素。

  就拿城镇化来说,中国人多地少,人均土地数量在不断减少,同时还恰恰遇到城镇化加速进程阶段,城市土地供给越来越稀缺。13亿人口的城镇化什么概念?现在城镇化率45.7%,实际这中间有1.5亿农民是两栖人,他们在城里打工,在农村盖房。要抠掉这块,中国真正城镇化率还不足40%。如果户籍制度以及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一旦改革,城镇化进程加速,那1.5亿农民便会成为真正的市民,在土地紧缺情况下,若要人人有房子,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房价肯定会上扬。

  记者: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房价从趋势来讲肯定上升,发达国家也经历了这样的阶段,只是他们采取了相应的补救措施。

  马晓河:世界上凡是土地资源富裕的国家,房地产价格相对较低;而土地资源短缺的国家,房地产价格都比较高,日本、韩国、还有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都如此。人多地少,资源稀缺,推进城镇化决定了中国的房地产供求关系是紧张的,价格是昂贵的。

  记者:你刚才还提到了货币政策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货币供给连续多年超经济发行,这与房地产价格有什么关系,能否具体解释一下?

  马晓河:我国货币的供给连续多年超经济发行,超过内需发展需要。多年来,我国的储蓄增长一直快于消费增长,结果是社会储蓄不断增加,储蓄率不断上升。但是,储蓄率上升进而带来的高储蓄率,在时间趋势是必然会导致高投资,高投资必然会形成高产能,而高产能在低消费率情况下,势必会造成高出口,高出口又会引起高额外汇储备,最终高外汇储备又需要发行大量人民币进行对冲。但是,如果货币增长连续超过经济增长,超过货币化进程,必然会发生流动性过剩。在流动性过剩条件下,实体经济领域产品供过于求,富余的资金必然会流向股市、黄金、古玩、房市等领域,引起资产类价格快速上涨。近年来,资产类价格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货币的溢出效应。当货币供给超过了经济增长,并流到资产领域,它对资产价格就产生了分摊和稀释效应。近几年,房价迅速上升就是货币分摊和稀释的典型表现。

  从货币发行的M1、M2看,多年来我国货币供给增长都太快,2000年M2为13.46万亿,M1为5.31万亿。到2009年11月底, M2是59.46万亿,M1 21.25万亿。2000年全国GDP是9.9万亿,2008年是31.4万亿,假设2009年底按照GDP增速按8.5%计算,2009年GDP为34万亿,比2000年增加2.43倍。但是货币M2增加了3.42倍, M1增加了3倍。货币增长比GDP增长多一倍,而且中国的货币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超出实际需要的货币向房地产领域流动就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记者:那你所说的“利益集团影响”又如何解释?

  马晓河:实际上,在房地产领域,目前有五大利益集团博弈决定着房价。一是各级地方政府助推房价上涨。各级政府从卖地到房地产开发、销售等各个环节,都有收税、收费等收益,房价涨其收益增加,房价落其收益减少;二是银行乐见房价上涨。各大银行先将钱贷给房地产开发商,后将钱贷买房人,房地产市场火爆,价格上升,有利于银行,负责将形成不良贷款甚至坏账;三是房地产开发商最想让房价上涨。房价大涨收益大增,小涨小增。四是已购买房子的人希望房价上涨。看着房价涨,投资收益增加,心里高兴,幸福指数提高。五是唯独没买房子的人不希望房子涨价。从这五个群体看,决定房价走势的恰恰是前面四种力量。不想让房子涨价的人,恰恰是不能决定房子价格的人。由此可见,房价上涨也有利益集团在起作用。

  记者:所以,房地产作为经济上升的一股力量,因素比较复杂,所产生的上升结果也是复杂而多面的。现在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形成以房产为支柱的一个产业链,围绕高房价的上游和下游产业链能循环开来,未来将以房子来区分财富。

  马晓河:中国的房地产作为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有供给,有需求,供给和需求构成是一个市场供求链条。当供给满足不了需求时,价格就要上涨。当供给超过需求,价格就下跌。中国供给一直小于需求,况且还有人故意把需求放大,供给缩小,必然造成价格上涨。再加上货币超经济发行,你看在此情况下价格能下来吗?所以,我认为黄金地段的价格很难跌下去。要说有波动,只能说房地产的价格上涨幅度会变小变慢,而让它变成负增长,恐怕很难。

  记者:那长远看呢?

  马晓河:现在我国人均GDP3450美元,韩国2万美元,日本是3万美元。今后,随着经济发展,我国人均GDP要达到1万美元,更远也会达到2万美元,届时我国的房价恐怕也会像土地资源稀缺的日本、韩国一样。21世纪初期,北京黄金地段每平米房价1万多,许多人觉得高,2006年同样地段上升到2万多,2009年进一步上升到3万、4万。每上升一次,都让人觉得难以承受。但还是在一片喊打声中不断上扬。这就是国情。

  记者:有人说,这一轮买上房子,就是富人;买不上房子就是穷人,因为买了房子资产就变大了。

  马晓河:不能绝对这么说,只可以说通货膨胀形成过程中,有人没有预知到,没有预知到就会受损失。当通货膨胀发生时,房价上升超过CPI,如果有人买了房子,他(她)就会减少损失甚至实现部分增值。

  记者:从房地产价格的急剧上升,反映出通胀的预期在增大,现在老百姓的菜篮子价格也出现了一些上升趋势。未来中国经济的难点在哪里?

  马晓河:通胀预期在变大是我国当前和未来需要关注的问题之一。如刚才所讲,我国货币供给大幅度增长,11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29.72%,供应量达到59.27万亿元,比上年末增加了11.75万亿元。尽管,在当前工业生产能力过剩、绝大部分商品供过于求的情况下,CPI连续9个月为负值,11月转正也仅为0.6%。但是,前11个月大量资金进入股市、房地产以及公共设施建设领域,推动股市、房地产价格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这类产品价格上涨将会沿着产业链不断向下游传递,最终引起通货膨胀。同前几次通货膨胀相比,本轮通货膨胀强度可能要大得多,CPI、PPI上涨幅度也可能要高一些。可以断定,当过量货币顺着产业链向需求弹性低的食品领域延伸,食品价格必然迅速上涨,此时即使食品供给增加了,也无法改变价格上涨的态势。

  不可否认,2010、2012年价格会上升,食品价格也不例外,而且上涨的幅度比其他产品会高一些。因为,一般而言,食品需求弹性价格比较低,需求弹性低的食品在价格变动上有一个蛛网效应,当需求大于供给时,价格增长要比供给增长快得多;当需求小于供给增长时,价格跌的比供给跌的更多,这就是价格的放大效应。农产品价格就正好符合这种变动特征。

  产业结构调整步履艰难

  记者:显然,尽管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上升通道,但喜忧参半,忧患隐存,而这种经济运行中的问题由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变得更为复杂,或许任何一个外部因素都有可能对中国内部的经济带来影响。你以前曾多次强调,我国产业结构已严重不能适应世界需求市场变化,能否从供给结构角度与我们分享一下?

  马晓河:中国经济融入到世界经济中,单独采取内部的措施来治理经济恐怕不行。比如说调结构,不考虑国际因素,仅仅考虑国内因素,调整结构也很难调过来。从供给结构看,我国的产业结构分两个层次,一是我们的产业结构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的产能跟国际对接,而这些产能是国际资本和中国资本相结合在国内配置形成的。2008年我国生产了5.8亿吨钢铁、14亿吨水泥、206亿件的服装、60亿双鞋、5.6亿部手机、1.37亿微型计算机,目前在中国生产的手机品牌,有西门子、摩托摩拉、苹果、日本NEC等,这些外国厂家生产生产的产量在中国占了很高的比重,从研发设计、令部件进口、产品生产到销售,都离不得不考虑国际因素。中国供给结构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里边,这种结构跟世界对接,形成了美欧发达国家消费、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生产,在此情况下,中国的产能是世界性的,光靠中国人来消费这些产能是消费不了。

  二是中国的产业结构在国际分工中,往往处于低端位置。国际产业分工有个“微笑型曲线”,这是由台商宏基集团董事长施振荣提出的。产业分工就像人笑一样,形成一个“U”字形微笑曲线。在这个曲线上,一头是研发、设计、技术标准制定等,另一头是品牌、销售和服务,中间是加工制造。一般而言,处在产业链两头环节的利润率很高,而在中间段的加工生产环节利润很低。因此,现代社会,技术是企业竞争力和国家综合实力的核心和标志,谁掌握了技术谁就控制了全球产业利润的制高点。目前中国许多产业恰恰都处在利润最低的加工端。比如,罗技无线鼠标,在美国卖40美元一个,中国加工环节只获得3美元;巴比娃娃在美国卖9.9美元,中国加工环节只能获得0.99美元。所以要想调结构,就需要我们必须在世界产业分工中改变位置,这不是短期内能实现的。

  记者:按我们的理解,这不仅导致产能过剩矛盾进一步凸现,而且还促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压力短期内难以缓解。

  马晓河:是这样。金融危机前,在世界供求格局和产业分工中,美欧发达国家生产并出口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我国是大量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现在,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以往供求格局,在去杠杆化作用下,美欧国家纷纷改变高负债的消费方式,减少消费,增加储蓄,由此不断压缩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需求。同时,为了改变长期贸易赤字,这些国家还加大了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力度。这种变化从两方面给我国带来了压力,一方面我国业已形成的以外需为目标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短期甚至长期内要稳定增加出口越来越困难,因为我国生产了太多世界发达国家目前要减少甚至停止购买的产品;另一方面,为提高我国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政府鼓励发展的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业也遇到来自美欧等发达国家的挑战。

  记者:这一挑战越来越明显,正如你多次所指出的,危机中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越南、印尼、洪都拉斯等国家利用更低的成本优势,开始向美欧等发达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有替代中国之势。那如何释放国内现有产能并迅速走出困境?

  马晓河:这是今后我国转变发展方式面临的一大难题。要想获取主动就得搞科技进步,但科技进步不那么容易。想把汽车发动机造成跟日本、德国、跟美国的一样好,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欲想改变国际分工格局,调整产业结构需要长期过程。同时,也需要政策和体制的改善。这从另一角度也说明中国的产业结构从要素配置来看,主要靠资本、劳动力、土地资源的投入,不是靠技术进步。所以出现了环境污染等等问题。我们的问题是,科技进步不足、企业研发投入不足,制度环境不完善,由此导致“不搞创新等死,搞创新早死”。

  要从源头解决居民收入占比下降

  记者:与供给结构相比,需求结构存在的问题也很突出。2009年11月投资增长高达33.1%,消费为15.8%,消费增长与投资相比还是偏弱。您曾提到在三大需求结构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在不断减弱,消费率已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

  马晓河:这主要是由于高储蓄率造成,从1999年至2008年,我国储蓄增加额是消费增加额的四倍多。为什么?中国的收入政策不合理是主要原因。一方面,在国家、企业、居民之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不断向政府、企业倾斜,而居民所占收入比重在不断下降,如政府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所占比重由25.22%上升到31.54%,企业所占比重由8.91%上升到10.75%,而居民所占比重从65.87%下降到57.71%。而过去13年里,财政和机关团体储蓄存款增长了19.8倍,企业增长8.1倍,这期间,尽管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度增加,但占全社会储蓄存款的比重却从55.05下降到46.74%。

  记者:那就是社会储蓄不断增加的主要来源还是政府和企业,也就是说,中国老百姓并没有享受到改革成果?

  马晓河:这种提法不够准确。不是老百姓没有享受到改革发展成果,而是老百姓享受的改革发展成果没有政府和企业多、速度也没有那么快。从1995年到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了8.8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长了17.69倍,而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只增长了1.8倍、1.07倍。

  关于储蓄率高,还有一个制度设计上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保障标准低,覆盖面过小,制约居民消费,政府对社会保障投入支持力度偏低、偏弱。如欧洲和美国财政收入的50%、30%用于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而我们不足11%。很明显,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制度和政策障碍问题不解决,就很难发挥社会保障本身的社会再分配和基本保障功能。

  另外,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也决定了社会储蓄率要上升、消费率要下降。世界24个大国1970—2003年人均GNP从500到5000美元发展过程中,这些国家经济增长都经历了储蓄及投资率先升后降、消费率先降后升的过程。多数国家在人均GNP3000美元左右时出现拐点,但亚洲国家一般要在4000美元之后才会出现拐点,特别是东亚国家储蓄及投资率和消费率的转换拐点来得更晚一些。

  记者:问题不仅表现在政府的财政收入方面,还表现在财政的支出部分。在消费率由降转升的拐点到来前,我们如何在制度和政策两方面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

  马晓河:首先,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增强居民的消费基础,从源头解决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的问题,调整政府与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一是可考虑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目前的2000元进一步提高到5000元,同时加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可以对低收入人群定期发放特别消费卷。二是调整企业与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建立健全有利于提高劳动者报酬的工资决定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工会及社会的协调监督作用,完善企业职工工资协商制度。同时,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一方面应逐步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财政的比例,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要有步骤地退出竞争性行业,通过股权转让出让国有权益,获得的转让收益划归财政,财政将这两部分资金转入社会保障账户。

  其次,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居民不敢消费的后顾之忧。围绕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基础教育等重点领域,一要完善制度。在城乡、地区之间,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二要提高保障标准,扩大覆盖面。各级政府应该在每年的财政支出中,加大医疗、养老、低保、基础教育等支出,提高这些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

  再次,加强落后地区、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降低老百姓的消费成本。比如农村水电路气等设施建设,政府只是给予财政补助,其余部分农民还要自掏腰包,这种政策安排必然会降低农民的消费能力。如改变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安排,加大中央和地方的投入力度,降低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配套比例,取消农民自掏腰包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

  最后,改善消费环境,培育消费增长点,促进消费率回升到正常水平,如扩大家电、汽车下乡的品种范围,提高补贴标准;对城镇中低收入者购买住房提供一定的定额补贴;对农村居民的住房提供补贴或贴息贷款;加大消费信贷推广力度,扩大消费信贷品种范围,放宽其条件,为城乡居民消费提供金融支持。另外,还要实施积极扩大就业的政策,为改善民生和拉动消费增加动力,等等。

  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两公”作为突破口

  记者:总体感觉,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消费能力、增加居民收入比例等方面,学界和政界都有共识,但执行起来总是难度很大,力度不够。一方面,好像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但另一方面,政府对公共服务的责任却严重缺失。

  马晓河:改革开放30年到今天,中国最大的政绩是解决了穷人问题,以治穷为目标,从经济领域开始,调集了上下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改革是成功的。但用依靠“治穷”的路子来“强国”,恐怕不行。

  记者:或许,“强国”之路更需“富民”途径实现。

  马晓河:3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在路径上采取了从下到上、先易后难的路径;在顺序上,采取了先生产后流通、先经济后社会政治其他领域,开放采取的先东部沿海后沿江沿边和中西部地区;在进程上,采取了先点后面推广的方式;在利益分享结构上,采取了先改革增量后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激励方法。

  这种改革特点决定了我国的受益人群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群体性。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改革是从基层率先自发发动,农民、工人从中优先获得较大利益。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从生产到流通、从经济到社会、从一般部门到垄断部门的推进,改革的受益群体从农民、工人转向精英群体,而且随时间推移,精英群体从改革开放中获益越来越多,农民和工人获益相比较越少,甚至出现了边缘化倾向。改革开放受益群体的分化必然加剧城乡、区域、阶层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要想缩小或遏制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就必须调整既有的改革开放方式。

  记者:你的意思是说,尽管我们的改革路径大大降低了由改革带来的风险成本,使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这种方式由于先改先行、或后改后行带来了团体或个人在占有资本、资源、市场等方面的机会不均等。

  马晓河:不错,无形中就形成了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在改革过程中,这些既得利益集团(部门或个人)利用公共权力、公共资源、金融资本等关键要素,获得了比别人要多得多的“好处”,开始他们支持改革,尔后转变为不愿改革,甚至有些部门还打着改革的旗号,借助自身在体制和决策上的优势地位,垄断资源、扭曲市场、忽视社会公共福利,刻意强化集团和个人的既得利益而阻碍改革。要想消除市场扭曲,促进公平竞争,创造均等的机会,就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

  记者:你分析中国改革经验时,曾提出过围绕两大群体实施三点制度创新:一是产权制度改革,二是吏治改革,三是对外开放。你认为这三点经验还适应现在吗?

  马晓河:我说过三大举措针对两个人群,一是产权改革,产权改革指两个方面,土地制度改革和城市的产权制度改革;二是指吏治改革:恢复高考、选拔精英;人事制度改革,废除干部终身制,实行公开选拔和招聘干部,甚至实行差额制选举等。三是对外开放,包括对外引引进资本、技术、管理,使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实际上,三大举措瞄准两个群体,一是穷人,二是精英。目前,这三点都有待于继续深化。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能较好解决穷人吃饭和精英公平上升问题的,王朝都能强盛,而且持续时间都比较长。在我国5000年中华文明史中,有三个王朝曾出现过强盛时期:西汉“文景之治”、唐朝“贞关之治”、清朝“康乾盛世”。这三个王朝强盛时的共同经验是,在土地制度上,让农民有地种有饭吃;在吏治上,限制王权,广揽社会精英人才。如清王朝统治中国300多年,强盛100多年,其重要经验是:第一,整顿吏治、广揽人才,将社会上大量精英人吸纳到统治者政体中。清王朝刚入关时统治中国时,实行的是满人治国路线,把汉人精英排除在外,引起汉人精英不满。后来,康熙执政,秉持“宽仁”治国,实施“满汉一体”和“特科科举”制度;康雍为拉近皇帝与官员距离还实行“密折上奏”;雍正大胆清除贪官庸人,提拔有才干精英人才。通过这些改革,统治者赢得了广大汉族知识分子和官员们的响应支持,使清朝的治国方针得以顺利实施。

  第二,限制王权,停止圈地,更名田,实施编人正户,消除“贱民”身份,扫除农奴残余。清军入关后,满族贵族、官吏及八旗军对华北平原近京一带的土地疯狂掠夺和强行霸占,并将当地汉人强制变为奴隶。在弊政和高压统治下,民族矛盾激化,人民反抗运动不断发生。为缓和民族矛盾,从顺治开始,顺治康熙多次颁令停止圈地,实行“更名田”,把一部分贵族所占田地分给原种之人,使他们变成自耕农。雍正即位后,又下令解除“贱民”身份,给予平民身份。

  第三,实行“火耗归公”和“摊丁入亩”的减负政策。雍正即位次年,清政府将地方官吏增加的田赋附加税即“火耗”下令全额上缴国库,同时将按人头征税改为按田亩征税。清王朝百年强盛经验实质是抓住了两头,一头是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和税赋改革,稳定了农民和穷人这个群体;另一头是通过吏治改革安抚和收买了精英群体。但是,后来清王朝走向灭亡主要是腐败和闭关锁国造成的。

  记者:很深刻的以史为鉴,其措施也是瞄准两个群体:草根与精英。具体而言,就是让穷人过上好日子,让精英的上升通道回归公正。显然,过去人们要饭吃,现在大家要公平权利。人大代表选举,城乡同等比例,还有刚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布农民工进城,即享受跟城市同等待遇,都是解决权利问题。改革的要求与内涵不同了,就必须采取一个新路径来应对。

  马晓河:仔细想一想,目前我国由下向上需要推进的改革领域已经越来越少,容易改革的领域也在不断减少,而需要由上向下推进的改革领域越来越多,基本都涉及上层建筑和全国整体改革。这些领域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的范围广,利益关联群体多,改革需要支付的成本高难度大。如进一步调整政府和市场关系,改革财税体制,限制行业和部门垄断,继续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消除收入分配不公平,完善资源环境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健全教育、医疗、养老、救济等社会公共服务体系,还有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采取“从上到下、以难带易、内外联动、重点突破”的路线。

  实行这种改革路线,就是要针对改革难题,选准影响当前和今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和重点领域,自上而下地推进改革,集中力量统筹经济与社会及政治改革,统筹城乡、区域改革,统筹对内对外改革开放联动,为中国和平崛起迅速成为世界强国创造制度条件。一句话,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记者:事实上,你所强调的核心是,改革越来越需要一种有关社会公平、正义、均等享受改革发展成果的制度设计。能否解释一下你的“顶层设计”?

  马晓河:你讲的是一种思想理念,需要体现在顶层制度设计中。我所强调的顶层设计指的是国家层面的,以及与国家层面相关的政治与经济体制、民主与法治体制、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总体设计,如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需要配置怎样的权利结构,既能有利于国内现代化,又能适应全球化进程,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真正形成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结构和运行机制;又如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政府要有边界,给市场经济发展要留有足够的空间。为什么国进民退?国进民退只是个表象,背后是制度安排,关键问题就是政府的边界不清。这些都需要重新设计制度。

  从干部选拔制度来看,是否可以扩大差额选举,扩大社会招聘范围;人大、政协能否留下更大比例的差额进行选举,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更具有代表性;另外,怎样把精英们的上升通道设计得更具公正性,使他们都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实现自身价值。为什么1978年以后,亿万人民感谢党、感谢邓小平,就是因为穷人能吃饱饭,精英看到了希望。今后,我国在用人制度上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记者:那你认为现阶段的中国,这种制度设计的突破口在哪?

  马晓河:我认为要从“两公”开始,即从公共权力、公共资源配置权利开始改革。

  记者: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配置权利是要把权力和资源作为公共性的东西,把它用在真正含义上的公共事业上。

  马晓河: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利是社会的,怎么分配,怎么做,都需要顶层设计。在发达国家,公共权利由社会决定并服务人民,公共资源分配互相制约。一笔用于公共服务的预算,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是分开的,三种权利互相制约。

  记者:确实如此,当一个国家国民财富变大以后,公共资源由谁决定变得越来越重要。

  马晓河:2008年中国全年财政收入6.1万亿,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超过6.8万亿。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应该多高?公共财政的钱由谁来花、花在哪里、谁来监督?现在还缺乏有效的权利结构。比如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现在还是向城市建设方面投的多。当然,这些应该投,但一个大运会有必要花那么多钱吗?公共资源配置应该有个优先顺序,贴近老百姓最急需的、有利启动消费的项目,恐怕应该列入重要的位置上,而那些讲排场、比政绩的面子工程是要限制的。总之,公共权利和公共资源应该受到公众的监督和制约,这种监督和制约是制度性的、常态和规范化的。

  记者:所以,现在提出政治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多,秦晓建议“重启改革议程”,并认为中国虽然在进行现代化,但没有完成现代性转型。现代性的概念从西方文明中总结出来,包括理性、个人自由、法治等因素;杜维明则认为这些理念解决不了西方社会的问题,要把我们的新儒学引入现有的国际体系中。我们不能完全按照西方的价值观,因为有其自身的历史文化沉淀;但也不能完全陷入历史决定论的境地,现代社会文明发展中的经验我们一定要吸收与借鉴。

  马晓河:西方国家的文明制度演变了几百年,这种演变是不断沉淀、积累起来的,突然让中国去仿效,恐怕比较难。他们是在那种制度和社会环境下产生的一种次优选择,并非最优选择,但对东方来说,恐怕要打个问号。比如,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学习了西方制度,但它的选举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打上了世袭制的烙印;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都这样,没有完全照搬西方。我们的制度设计也要思考这问题,中国的体制改革不能完全照搬西方,但现在的经济体制以及政治体制改革还必须深化下去。

  记者:体制顺应时代,就能加快历史进程,否则将延缓历史进程。

  马晓河:对,改革开放30年,为什么好?就是因为顺应了时代要求,把握了时机,我们用最小的成本获取到了最大的成功。

  记者:也有人说中国的发展是搭了全球化的便车。

  马晓河:这个不是主要的,中国的发展根本在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创新。国际化只是一个后天因素,各种好的因素叠加在了一起,产生集聚和发酵。但改革开放、制度创新是核心,没有改革中国不会有今天。制度创新加开放,才有了中国的今天。今后30年,仍然要加大制度创新,加快制度创新,深化对外开放。

  记者:改革需要突破既得利益,不那么容易。其实,任何国家的制度建设过程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基本都是“体制外”和“体制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体制内”一般不会主动“动”,当然这也是权利与利益的再调整。

  马晓河:所以,改革需要大智慧,这种智慧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超越自身所在的集团利益,为民族复兴、国家强大,可以自我牺牲的一种精神;二是具有远见卓识,从历史和全球化的视角观察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制定决策,考虑民族、国家利益和方向;三是具有驾驭国家走向的能力,善于配置人力资本、公共资源,有强大的号召力;四是能从日常生活的现象中敏锐发现新趋势,从单一问题中看透问题实质,调集社会资源将历史往前推进。

  记者: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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