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国经济，其产业结构已严重不能适应世界需求市场的变化，单独采取内部措施来治理经济恐怕不行。”

　　【《财经》记者 张燕冬 陈君】“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国经济，其产业结构已严重不能适应世界需求市场的变化，单独采取内部措施来治理经济恐怕不行。在调整产业结构过程中，如果不考虑国际因素，仅仅考虑国内因素，结构调整恐怕很难完成。”这是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强调的。

　　随着“后危机时代”中国出口数据的回升，中国经济增长进入稳定的上升通道。然而，喜忧参半，忧患隐存，经济运行中的问题由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变得更为复杂。或许，任何一个外部因素都有可能对中国内部的经济带来影响。

　　马晓河在分析中国产业结构特点时指出：“从供给方面，中国产业结构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我们的产业结构大部分生产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产能跟国际对接，而这些产能是国际投资本和中国资本相结合在国内配置的。206亿件的服装、60亿双鞋、6亿部手机，中国境内的手机品牌诺基亚、摩托摩拉，日本的NEC，全是外国厂家生产，这致使我们调结构不得不考虑国际因素。中国供给结构受劳动密集型产业制约，且这种结构跟世界对接，供给是世界性的，光靠中国人来消费这种产能不可行。

　　二是中国的产业结构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加工低端。国际产业分工有个微笑型曲线，由台商宏基集团董事长施振荣提出。产业链上不同企业创造的利润表现为“U”字形，被形象地称为“微笑曲线”。 在这个曲线中，一头是研发、设计包括制定技术标准等，另一头是品牌、销售和服务，中间是加工生产。产业链两头利润率很高，中间段的加工生产利润很低。因此，在现代社会，技术是企业竞争力和国家综合实力的核心内容，而技术标准则是全球技术创新的制高点。目前中国许多产业恰恰都处在利润最低的加工端。比如，罗技无线鼠标，在美国卖40美元一个，中国加工环节只占了3美元。所以，要想调结构，需要世界范围的供给结构有所调整，而这不是短期内能实现的。”

　　在马晓河看来，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两大层次的问题不仅导致产能过剩矛盾进一步凸现，而且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压力短期内也难以缓解。

　　金融危机前，在世界供求格局和产业分工中，美欧发达国家生产并出口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我国则大量生产、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马晓河分析说，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以往供求格局，在“去杠杆化”作用下，美欧国家纷纷减少消费，增加储蓄，由此不断压缩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需求。同时，为了改变长期贸易赤字，这些国家还加大了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力度。

　　这种变化从两方面给我国带来了压力，一方面我国业已形成的以外需为目标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短期甚至长期内，要稳定增加出口越来越困难，因为，我国生产了太多发达国家目前要减少甚至停止购买的产品；另一方面，为提高我国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政府鼓励发展的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业也遇到来自美欧等发达国家的挑战，同时，危机中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越南、印尼等国家利用更低的成本优势，开始向美欧等发达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有替代中国之势。

　　如何释放国内现有产能并迅速发展高端产业？马晓河表示，这是今后我国转变发展方式面临的一大难题。要想获取主动就得搞科技进步，但科技进步不那么容易。想把汽车发动机造成跟日本的、跟美国的一样，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改变国际分工格局，调整产业结构需要长期过程。同时，也需要政策和体制的改善。这从另一角度也说明中国的产业结构从要素配置来看，主要依靠资本、劳动力、土地资源的投入，而不是依靠技术进步，所以出现了环境污染等等问题。“我们的问题是，科技进步不足、企业研发投入不足，制度环境不完善，有人用‘不搞科技等死，搞科技早死’来形容。”马晓河对此充满忧虑。

　　马晓河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还表示，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以往世界供求格局，从长远来看，发达国家开始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加之一些后期发展中国家大有替代中国在美欧既有市场份额的趋势。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中国高投资、高产能、高出口循环链条将被严重打断。此时，如果国内消费增长还不足以弥补出口下降部分，产能过剩矛盾必将进一步加剧，由生产过剩积累起来的危机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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