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钢懿

　　控制烟草本身不算是一个热门话题，可一旦控烟遇上重大国际盛会就往往成为热议话题；而这一现象本身，倒更值得我们深思。

　　北京由于2008年奥运会的原因，在当年颁行了《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范围若干规定》以加大控烟力度。类似的情况也很快要发生在广州。为了迎接2010年的亚运会，广州似乎很快就能赶在盛事之前发布控烟令，力争创办“无烟亚运”。

　　其实对于公共场所是否应当采取吸烟管控措施本不应再以任何借口成为争议的焦点。我国目前已经有不少于154个地区颁布了地方性的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规定，可见控烟已是共识。早在1994年，上海已颁布《上海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暂行规定》，并在1997年又对其进行修订。事实上，北京也早在1995年就有了《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2008年的规定只能说是对于1995年规定的一个补充。

　　这一次让我们大吃一惊的倒是广州市立法机关居然从未制定过类似的禁烟或者控烟立法。虽然1995年曾有一个市政府的公共场所禁烟通知，但其在规格上和效力上仍未达到立法标准。在立法的先试先行方面，广州常常是不落人后的，为何在控烟立法上却跑在全国154个地区之后呢？

　　在思考广州市控烟立法滞后的同时，我们或许更不应忽视那些早已颁布了禁烟规定的城市是否都切实高效地执行了这些禁烟规定。就以北京为例，一项调查显示，作为未成年人和青少年聚集地的网吧，在奥运过去之后就没有能够执行好这些禁烟规定。禁烟令在那里成为一纸空文，无人监督、检查，对于违法吸烟者和执行禁烟不力的业者均无任何处罚。

　　而在最早颁布禁烟令的上海市，又有几个人能够拿着规定上的“不吸烟者权利”条款有效地制止那些违法吸烟行为，而这16年来又有几个违法业者被依法处以罚款？笔者没有看到任何相关的调查结果。而从普通公民的观察角度，相信执法情形也不容乐观。

　　在2009年看到我国台湾地区修订执行了更为严格的禁烟立法之后，也有人呼吁上海应当效仿，在2010年世博会之前制订类似的严格禁烟立法。问题在于，那些呼吁立法的人士有没有了解过上海现有的这些禁烟法规的执行情况？若连低标准的禁烟立法尚且被束之高阁，却要追求更加严厉的全面禁止措施，就不由得令人怀疑其立法的真实目的。如果我们的立法活动都只管颁布而不管其实际执行效果的话，再多的立法也不过是一堆“花瓶立法”，成为装饰门面的摆设而已。

　　这些都提醒我们需要认真反思当前各地控烟立法的理论和实践。倘若广州市的立法者们正是由于看到其他154个束之高阁的花瓶式禁烟立法而不愿追随其后，我们应当对其表示敬意而非谴责。倘若广州的控烟立法驾着亚运的东风，有志于开创一个严谨务实、符合国情的“广州式立法控烟模式”，我们绝对应当乐见其成。可如果广州不过是在复制另一个中看不中用的“花瓶立法”的话，我们应该奉劝他们，在坚持16年不立法之后，又何必急于一时呢；或许不立法而采取其他循序渐进手段达到控烟的实际效果，才是更为可行的“广州式不立法控烟模式”。

　　作者为执业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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