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发芾

　　日前，由国内28家盐企签署意见的《全国部分大中型制盐企业对盐业体制改革的建议》，已于去年12月上报国家发改委、国家工信部。相关人士称，目前国家还没有定论，但全面放开食盐市场还是有可能的。如果真这样，届时不管个体、国企、民企，还是外资，都可以投身到食盐的直接经营中去，一家专营的局面将可能被打破。(《重庆晚报》1月7日)

　　食盐是人们须臾不可离开又毫无替代性选择的生活必需品。由于这个原因，从汉武帝开始，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期，对于食盐是实行各种不同形式的专营或者专卖政策的。专营或者专卖政策一方面给国家带来巨额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却给老百姓造成极大伤害。唐朝“安史之乱”后财政困难，财政高官刘晏通过向食盐征收重税而取得巨额财政收入，并且洋洋自得地提出“因民所急而税则国用足”的主张，意思是通过向食盐这种老百姓须臾不能离开的生活必需品加收重税，不管因此价格高到什么程度，老百姓都会照样购买。从此之后，“因民所急好征税”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财税理论之一，征税专挑“因民所急”的生活必需品。而食盐这种与空气、水和粮食一样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因为比起空气、水和粮食来，更便于政府控制，所以，千百年来，便成为政府最重要税源之一，一直到清末民初。

　　上世纪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盐税在国家财政中的地位降低，但是，继续实行的食盐专营制度，其“因民所急”的色彩仍十分强烈。报道显示，“制盐企业出售食用盐给专营盐业公司约为四五百元／吨，而盐业公司往其中加碘只需投入二三十元，但加碘食盐供应给零售终端的批发价即涨至约2000元／吨，零售商卖给普通消费者更涨至1.4元／500克，相当于2800元／吨，前后涨了近6倍”。这样的暴利，今日之房地产行业也望尘莫及。而暴利的根源显然在于垄断。

　　食盐专营不但给专营者带来丰厚的利润，而由于高价，政府也从中得到不菲的盐税。目前，与其他商品一样，食盐价格中含有增值税、城建附加税和教育附加税等，这些税收接近食盐价格的两成。由于是从价比例税，食盐价格高价，盐税也随之水涨船高。但是，盐税这种高度累退的税收，是一种极不公平的税收，它本质上是一种人头税，即决不考虑纳税人负担能力、人均一份的税收。至为贫穷之人，他每天摄取的食盐也是不能少的。因此，盐税明显具有杀贫性质，因为最没有负担能力的人，也必须负担盐税，这与税收量能负担的公平原则背道而驰。

　　国家的职能在于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乘“民众生活所急”，以高价谋取利润、抽取税金，这种做法既不符合国家的职能，在道德上形同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是站不住脚的。因此，食盐专营制度应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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