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新月异的中国经济，令西方开始冷静思考“中国是如何做到的”。图为北京奥运前夕的北京CBD夜景。新华社/西霸

　　当世界舆论热衷用“中国模式”来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成就之时，中国国内却有点迷茫：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中国学界至今没有给出合理而清晰的定义。但事实上，如果中国模式做好了，就能成为中国最大的软实力。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梁辉

　　围绕中国模式的争论，不仅折射了西方对中国认识的局限性，也暴露出我们尚未对中国模式给出合理而清晰的定义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上世纪70年代大部分时间，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上下，作用力波及第三世界。这个“红色巨人”最终会走向何方？西方在心底打了个大大的问号。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这个庞大的国度艰难重启现代化进程。西方世界乐观的同时也满腹狐疑。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东剧变，一度令西方认定中国必将崩溃。

　　如今的中国展现了全新的面貌，数亿人口迅速脱离贫困，并变得越来越富裕。这被西方舆论视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崛起。

　　现在的中国令西方曾经的预测相形见绌，西方世界开始放下姿态，冷静思考“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试图找到破译中国发展密码的“黑匣子”。“中国模式”就是西方观察家新近找到的一把“钥匙”。它衍生于2004年美国观察家库伯·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并与“华盛顿共识”相提并论。

　　“中国模式”是赞扬还是紧箍咒？

　　对于何为中国模式，西方学界的定义和评论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基于一个共同的事实，那就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他们认为“让数亿人脱离贫困是中国模式最大的亮点”。

　　2009年中国迎来60华诞之际，海外舆论讨论中国模式达到高潮。它们探讨中国模式的实质，中国模式能否复制、是否可持续……当中，一些西方战略家富有“远见”，他们看到了中国模式背后的威胁，认为其背后隐藏的中国价值，最终将挑战西方价值。

　　而颇有趣味的是，国内一些知名学者对“中国模式”一词持谨慎态度，部分原因也是出于对该词可能在国际上引发的反弹的考虑。

　　在11月19日举行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研讨会上，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教授指出，讲“模式”有定型之嫌，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李君如教授担心，“讲‘模式’有表率、推销之嫌，外界会误解中国会输出自己模式。因此，李君如教授赞成用“中国特色”一词。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亦持相似观点，他更倾向于用“中国案例”来解释中国的发展。

　　当然，中国模式并非就与中国学界绝缘。

　　9月26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发展和改革蓝皮书——《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书名就直接套用了“中国模式”，并与“中国道路”放在一起。

　　中国应该更自信地谈模式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是中国时局的长期观察者。他认为，中国毫无疑问拥有自己的模式。“一座房子不管盖得好与坏，都有自己的模式，模式不一定意味着完美，模式是可以不断更新与演化的。”

　　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丹利·克劳希克在与中国学者探讨时亦认为，中国拥有自己的模式，只是“很难将这种模式归类”。在他眼里，中国模式是一种“包含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特征的混合经济”，或者说是一种“指令性资本主义”。但在政治层面，西方舆论往往把中国模式与民主对立起来。这样的理解直接导致一些妖魔化中国模式的言论出现。

　　显然，割裂地看待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决定了西方对中国模式认识的局限性。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学界至今也没有对中国模式给出合理而清晰的定义，尤其是让西方信服和接受的解释。郑永年认为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采用“中国特色”“中国道路”这些词语，本身的确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难以令西方接受和信服；另一方面是国内一些人对自己的政治制度缺乏自信，从而陷入了西方的话语体系不能自拔。郑永年认为，中国学者应该更大胆、更自信地去总结归纳和界定中国模式。

　　政治模式是中国模式核心

　　那中国模式究竟为何物？

　　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基本前提都包括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对产权保护的尊重，以及协调好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之间的关系。郑永年教授认为，中国的政治模式在这三个方面表现突出，理解中国模式的秘诀在于理解中国的政治模式。

　　郑永年教授进一步解释，中国政治模式具有两个核心因素：开放的执政党制和“挑选与选举结合”的领导人产生制度。这两点与西方政治不同，西方政治的核心是多党制与普选制。在郑永年看来，“选拔加选举”的领导人产生制度，是在贤人政治的基础上，再跟民主结合起来。这样的方式要大大优于为了民主而民主的选举制度。

　　事实上，西方式民主并不那么完美，它既不能避免坏的领导人上台，也不能保证优秀的领导人一定能当选。“如果可供选择的都是‘烂苹果’，那选举又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对于西方式民主的弊端，西方学者也早有认识。史丹利·克劳希克认为，如果缺乏健全的法制制度、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众以及相当规模的中产阶级，过早推行民主很可能适得其反。中国模式尽管存在缺陷，但要比基于民主化和理想主义、忽略当地实际状况的输出型“华盛顿模式”更为有效。

　　畅想：“中国价值”成世界流行语

　　【叙述者】李洹 中国留法学生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现在是2020年1月25日，农历正月初一的夜巴黎。

　　昨天夜里和几个朋友一起吃年夜饭，聊天聊到很晚。一大早就被街上的鞭炮声吵醒，朦胧中还以为身在国内。

　　在法国“过春节”，有些类似十几年前在中国的圣诞节，已经成了时髦的“洋玩意儿”，与家庭的团聚没有什么关系，但却是必不可少的节日。这个时候，孩子们会和我小时候一样，一起放爆竹；年轻人会汇集于挂满红灯笼的大街上逛庙会；而好长时间没见面的朋友则会在这个时候互相打个电话，无论懂不懂中文，都会说一句中国话：“拜年啦！”

　　这次和家人来法国，就是受几个要好朋友的邀请来巴黎“过年”。昨天晚上带着家人和朋友们一起到巴黎最好的中餐馆去吃年夜饭。菜色和国内的好餐馆不相上下。印象最深的是那种人工合成的鱼翅，味道和口感都很好，竟可以假乱真。中国已经立法禁止鱼翅的流通，这对在法国刚刚兴起的高档中餐来说不是个太好的消息。但随之应运而生的合成鱼翅马上就成了抢手货。难怪昨天保罗兴奋地跟我用地道的京腔儿说“中国人真牛，美味与环保都能做到最好！”

　　虽说这几年已经习惯了法国朋友们，特别是媒体，对中国各方面的肯定和赞扬，但每次听到对我的国家的赞誉，总是分外惬意。

　　今天的“中国制造”，已经是高科技与时尚的代名词，而这种改变却不是一朝一夕的。回首这十年，“中国制造”在质疑与批评中越做越强，越做越精，从免洗的袜子到超音速的宽体客机，从满街的“红旗”太阳能轿车到遍布全球的“联想”高科技专卖店，这无处不透出中国人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禀赋与勤劳智慧，以及自强不息的传统。

　　“去中国”已经不是当年的时髦，而已然成为法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是学习、经商或是休闲，中国都不是待选项，而是首选项。随着这些年越来越多的法国人到中国去，中国对他们已经完全没有了神秘感和陌生感。

　　这些要归功于中国自身的成就和每个普通中国人的不懈努力。中国人的自信洋溢于脸上，更扎根于自己的心中。而“中国价值”已经被西方的学者和有识之士广泛理解与接受。不久之后的法国总统大选的大热门——政治家勒蒙德先生更是大胆的提出以“和谐法国”为标题的竞选纲领。祝他好运！

　　对话：中国需要阐释清楚“我是谁”

　　【专家】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国际先驱导报》：我们自己常说“摸着石头过河”，这是不是等于否定了中国模式？

　　郑永年： “摸着石头过河”并不表示中国没有模式，中国的方向和目标是很清楚的，只是具体怎么走需要摸索。中国模式因此不等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也不等于“北京共识”，“共识”就意味着只有好的方面，但中国模式无疑存在弱势一面，它不是完美的、没有缺陷的，但是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中国的改革路线十分清楚。前30年，以经济改革为主体，辅之以政治改革；从近年来开始，则以社会改革为主，政治改革为辅；最后再实行政治改革。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及成就举世瞩目，但似乎西方并不认同中国的政治模式。

　　中国模式并不排斥民主，只是反对西方式的民主罢了。在中国看来，要实现政治民主化，首先需要一定的经济社会基础。用民主和非民主来衡量中国的政治模式，是错误的，不客观的。个人认为，应该用“开放”和“非开放”来衡量。开放不开放，跟一党还是多党没有必然联系。

　　中国政治模式最大的亮点是协调好了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的步伐。现在的改革条件要比以前好得多，以前很穷，现在至少不缺钱，在“强人政治”过去的现在，关键还是要看政府如何运用社会力量来推动改革。从这个层面上说，中国需要职业政治家，而不是官僚。现在日本新政权所推行的“脱官僚运动”值得中国借鉴。

　　中国模式能否成为中国的软实力？

　　中国模式虽为外来词，但不见得就是一顶“坏帽子”，如果国内学界能够赋予它新的内涵和意义，占据对它的话语主导权，那就能为我所用，成为一个对外解释自己的好工具。

　　如果中国模式做好了，那就能成为中国最大的软实力。西方的软实力为何强大？它正是基于自己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制度的良好运作。

　　当前中国推行孔子学院等做法，只是初步的。中国现在最需要做的是，阐释自己的发展模式，说清楚“我是谁”。“我是谁”的问题没有解决，推广孔子学院等一系列举动，反而可能沦为“中国文化扩张”的口实。总结中国模式，主要是总结自己的经验，并非出去推广。如果自己的模式是成功的，别人就会主动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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