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博士 王伟男

　　经历了近两周的激烈争吵，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终于落下帷幕。回望各主要谈判方在大会召开前及召开期间围绕国际气候治理领域的话语权之争，值得关注。

　　由于《京都议定书》规定以1990年为发达国家未来减排的历史参照点，该年份因此被视为减排“基准年”。自2005年议定书生效以来，国际社会围绕“后京都机制”的所有谈判都以1990年为当然参照点。然而哥本哈根大会召开前夕，1990基准年突然受到多方冲击。11月25日，美国正式承诺到2020年在2005年排放量的基础上减排17%，这说明美国不仅无意重返京都机制，而且连该机制约定、并为欧盟一直坚持的1990基准年也要弃之不用，作为排放量最大的发达国家，选择这样一个新的基准年，势必会对欧盟在基准年上的话语权构成挑战。

　　减排方式的话语权之争也是会议的热点。《京都议定书》只规定了发达国家的减排方式，即在规定时间内实现排放总量的绝对减少；对于发展中国家，议定书只要求它们在能力许可的范围内采取减缓行动。但自从进入“后京都机制”的谈判进程后，发达国家就没有放弃过让发展中国家也进行强制减排的要求。进入2009年以来，发达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分贝越来越高，而发展中国家一直提不出有效的应对之策，导致发达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话语权十分明显。

　　然而，中国政府宣布的减排方式直接冲击了发达国家的话语权，并初步构建起自己的话语权：其一，中国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承诺一个绝对减排量，而是根据自身国情，以单位GDP碳强度为指标的相对减排量；其二，中国强调这是“自主行动”，而非在谁的压力下做出的国际承诺。此后印度和巴西也做出了同中国相似的宣示。这样，“相对减排＋自主行动”就成为一种新的减排方式，发展中大国的团结使它们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属于自己的话语权。

　　当前国际气候治理领域的绝大多数标准和规范都出自欧盟。除了“1990基准年”外，我们耳熟能详的还有：2摄氏度警戒线、2020峰值年/转折年、“低碳经济”与“低碳社会”、“碳交易机制”与“全球碳市场”等。然而，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出于自私的考虑，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一最根本的话语权上自食其言，美国也不甘心欧盟独揽发达国家的话语权，而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倾向于构建自己的话语权，这些都预示着未来国际气候领域的话语权争夺将更加激烈。对于中国来说，在未来的国际气候治理进程中最大限度地团结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符合发展中国家国情的标准和规范，构建属于自己的国际气候话语权，是实现国际公正、维护自身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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