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健

　　12月13日，美国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逝世。因为他撰著的《经济学》教科书在中国已经拥有了好几代读者，所以本土媒体不能无视他的死讯，大多都报道了相关的新闻，少量还邀请经济学专业人士发表了一点评论。但这些评论的中心思想，基本上也只是介绍萨缪尔森这人“名气很大”，而几乎没有人评价他的“学说伟大”。倒是在美国，《纽约时报》慷慨地称赞萨缪尔森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者”。

　　    这和3年前美国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的学术对手弗里德曼去世时媒体的热闹景象，形成鲜明对照。且让我引用一段《羊城晚报》当时的报道：“弗里德曼被公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伟大到什么程度？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江说，经济学界有一句话：‘弗里德曼之后无大师。’”该报道中堆砌的高帽儿还有：“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人类的智者”，等等。

　　这是属于弗里德曼的时代，对中国学术界而言尤其如此。即使刚刚经历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即使萨缪尔森提前10年就预报了这场危机，即使弗里德曼学说对于这场危机负有重大责任的证据已确凿无疑，也难以改变学术界主流的风向——弗里德曼所推崇的自由放任主义，已经不只是一种学派、学说，而且成了神圣的宗教信条。

　　当这场危机爆发时，如同以往经济出问题的时候一样，许多知名学者本能的第一反应，就是起而为市场辩护：“这次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败，倒不如说是政府政策的失败；与其说是企业界人士太贪婪，不如说是主管货币的政府官员决策失误。”

　　然而，如今被经济学各门派千夫所指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恰恰是一个坚决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人，他任内流传最广的名言就是：“金融市场自我监管比政府监管更为有效。”“规管难免会约束市场，自由的市场最清楚该怎么做。”

　　在弗里德曼的私淑弟子们谴责格林斯潘的时候，让我们听听正位上的大神在危机前是怎样评价他的，看看弗里德曼本人是怎样把自己的学术威望与格林斯潘的施政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2005年《商业周刊》曾经引用弗里德曼的话，称赞格林斯潘是“美联储成立以来最有建树的主席”。在2006年初为刚刚卸任的格老主席生涯做总结的时候，弗里德曼撰文称：“人们一直对于各国的央行在理论上是否具备维持价格稳定的能力争论不休，争论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很多国家的央行做不到这一点。然而艾伦·格林斯潘的巨大成就向我们证明，维持价格稳定是可能的，他为人们树立了一个标杆。”

　　让我们再听听格老本人总结他自己的错误究竟在于“管制”还是“放任”。在美国众院举行的听证会上，格林斯潘是这样说的：“我犯了一个过错，假设那些自利的银行等机构，有意愿也有能力保护其投资者、银行的资产以及银行的生存。”

　　面对这种难以自圆其说的局面，有些经济学家干脆选择把自由放任的逻辑进行到底。他们转而认定，弗里德曼领军的芝加哥学派只是比起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略微强些，但其对于市场经济还只是“非常信仰”，而远远没有达到奥地利学派“坚定不移，完全信仰”的地步，仍然认为“必要的时候，政府应该介入市场”。在他们看来，“这次危机也许是复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机会”。

　　这些学者已经给我们规定了，市场经济只有完全自由放任一条康庄大道，只要给政府保留任何一点介入市场的机会，只要存有一点点对于福利社会的幻想，就都是“通往奴役之路”。如果按照哈耶克的逻辑推论，北欧各国的人民如今早就已经生活在地狱之中，虽然世所公认，他们其实比更崇拜市场的美国人民生活得更靠近天堂。

　　写到这里，我几乎忘了，萨缪尔森给自己的定位，所谓“新古典综合”，就是在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中间妥协。而今，萨缪尔森被当成了凯恩斯主义的标志性人物，弗里德曼则被迫尴尬地站在了萨缪尔森与奥地利学派领袖米塞斯和哈耶克的中间。我们亲眼目睹，经济学就这样一步步走向教条，走向极端，走向“愤青”。

　　在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多强调市场的积极作用，多提醒政府抑制其“出手”的欲望，是一种天然正当的学术需求。但跟狂热的宗教信徒一样崇拜市场、迷信市场，就大可不必了。如同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见解——特别是其作为宣传家的偏激见解——经不起归谬一样，萨缪尔森也发表过事后被证明为极其荒诞的言论，譬如他曾对苏联GDP超过美国的时间做出过明确的预测。都是人，都不是神；都值得敬佩，都不应该被神化和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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