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欣 李继峰

　　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针对我国宣布的2020年相比2005年单位GDP排放下降40%至45%的目标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和看法，有观点认为我国减排努力不够有雄心，甚至认为我国目标没有偏离BAU(Business As Usual)情景。

　　对BAU情景的认识

　　“BAU情景”，可理解为“按原轨道发展”、“一切照旧”或“照常”情景。总的来说，BAU情景是指：从某个时间点起，在不再附加任何针对性政策的情况下，按照原有轨道和趋势发展的经济社会路径。具体讲温室气体排放的BAU情景是指，在照常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下所排放的温室气体。

　　照此理解BAU情景有两个关键点：第一，BAU情景的首要作用是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进行预测，所遵循的原则是不改变原经济社会发展轨迹。第二，在政策方面，除去那些已经存在的政策之外，BAU情景可以假设不附加新的约束性政策。

　　具体到中国的实际情况，第一，当前正是工业化发展的中期和加速推进城镇化的时期，这预示着中国在未来发展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其能源消耗将会持续增长，温室气体排放量也会不断增加。这种规律性的发展当然应该体现在“照常情景”中；第二，BAU的情景设计与时间起点关系密切，即如果我们把BAU的起点定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特征最为显著的“十五”时期，则“十一五”制定的节能减排政策目标及其成果就不应包含在BAU情景之中。

　　“相对减排”与“绝对减排”的差别

　　“相对减排”是指通过实施针对性政策，使得未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能够相对BAU情景有所下降。“相对减排”并不是相对基准年排放量的减少，而是相对原发展轨迹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减少。是两条不同发展轨迹之差，或者叫偏离。“绝对减排”是指未来某个时点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对基准年排放量的绝对减少。

　　从一个国家承诺温室气体减排的角度来说，“相对减排”方式允许一国通过BAU情景考虑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为保证发展所需的排放增长留出了空间。而后者在一般情况下不存在这种空间。

　　两种减排模式所采用的情景不同，基准不同。但是被很多人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对很多发达国家而言，以历史上的排放峰值为基准，在相同的减排幅度下， “绝对减排”比“相对减排”拥有更大的排放空间。因此，“绝对减排”模式对发达国家更为有利。

　　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情况则完全相反，由于温室气体排放峰值水平肯定出现在未来，且在排放绝对量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因此采用“相对减排”比采用“绝对减排”在未来拥有的排放空间要大。即，“相对减排”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更为有利。

　　所以，不能说“绝对减排”就一定比“相对减排”对防止全球变暖的贡献要大，这里不存在道义上的问题，一切取决于国家利益。特别对于那些已超过排放峰值的发达国家而言，绝对减排的承诺理论上可以让他们拥有更大排放空间的可能性。这一点他们应该是心知肚明。

　　并不严谨的标准

　　欧盟提出的“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适当行动到2020年比其BAU情景减排15%－30%”的说法并不严谨。

　　首先，目前欧盟使用的发展中国家的BAU情景源自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6个情景的平均值。这6个情景对202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水平的预测值，从相对1990年低50%到相对1990年高出92%，差别巨大，也无法得出唯一的专门设定的BAU情景。

　　其次，“BAU情景”可完善、修改的空间很大，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即BAU情景本身的确定需要通过大量研究和对话，甚至是讨价还价来实现。

　　我国完全可以利用这一过程维护自身利益，特别是碳排放空间。应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考虑到我国已经提出的到2020年碳强度目标，提出我们自己的BAU情景和相对减排目标，以在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

　　要价过高

　　根据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6个情景(SRES)的平均值测算(欧盟哥本哈根立场文件中也是使用这些情景进行的测算)，如图1所示，全球为了达到最现实的550ppm浓度稳定目标，如果到2020年发展中国家相对减排15%至30%，那么发达国家需要承担的减排义务将是相对1990年水平增加15%至减少10%。即如果发展中国家在BAU情景下减排30%，那么发达国家的排放水平不但不需要相对1990年减少，还可以增加15%。

　　显然，一旦全球减排目标确定以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减排目标就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要求发展中国家到2020年相对BAU情景减排15%至30%的高要价，就事实上为发达国家减轻甚至逃避承担减排的责任创造了空间。

　　基准选取的利益考量

　　目前，欧盟主张的减排承诺是以1990年为基年，而美国作出的承诺是以2005年为基年。虽然他们承诺的幅度均未达到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建议的发达国家相对1990年水平减排25%至40%的范围，但是他们仍然以自己做出了绝对减排的承诺为由，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肆无忌惮的施压。

　　正如我们的分析表明，这种看似亮丽的目标，实际上是为发达国家保留了更大的排放空间，是一种对其绝对有利的选择。

　　如图2所示，假设某个发达国家在2005年达到排放高点，设为1，并承诺未来某个时点20××年的减排幅度为20%。按照“绝对减排”模式，该发达国家选择2005年的历史峰值水平作为减排基准，能够计算出在20××年的排放目标为0.8。如果采用“相对减排”模式，假设按照BAU情景到20××年的排放水平已经下降为0.9，承诺同样的减排幅度，即20%，意味着该发达国家在未来该时点上的排放目标只剩下了0.72，小于0.8，即比相对减排的承诺要少。

　　上述分析与当前欧洲和美国的做法是吻合的。如图3所示，欧洲排放的历史高点在1990年左右，美国排放的峰值在2005年左右，而欧盟承诺绝对减排的历史基准年刚好是1990年，美国承诺绝对减排的基准年刚好是2005年。以历史峰值作为减排基准，同样是为了最大限度的保留欧洲和美国的排放空间。

　　中国减排承诺“雄心勃勃”

　　BAU情景是对未来的预测，可以有多种情景假设，并不唯一。因此，针对我国承诺的减排目标，设定不同的BAU情景，会造成相对BAU情景的偏离程度不同。但这里的关键是情景的假设要符合实际，要真实地反映出经济社会的发展轨迹。从我国国情出发，我们认为自“十五”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经历了加入WTO及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从经济规模扩大和周期走向、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能源消费及其结构等因素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轨迹具备了现代工业化发展的典型特征，以此为基础作为BAU情景，是完全符合我国实际的。以此面对未来，碳强度的发展趋势不外乎有三种可能性：增加、减少和不变，而按照我们的初步测算，无论采用哪一种BAU情景，我国单位GDP排放下降40%至45%的目标力度都已经很大。

　　情景1(未来碳强度上升的BAU情景)：以我国“十五”期间单位GDP能耗年平均变化幅度为基准，计算得到BAU情景。即BAU情景中我国2005-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呈继续小幅上升态势。照此计算，我们承诺的2020年碳强度相对2005年减少40%至45%的目标等同于在2020年，我国的碳强度将比BAU情景减少45%-49%。

　　情景2(未来碳强度不变的BAU情景)：即BAU情景中我国2005-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不变。照此计算，这一情景与我们承诺的2020年碳强度相对2005年减少40%至45%的目标等价，即在BAU情景下的减排幅度也应为40%至45%。

　　情景3(未来碳强度下降的BAU情景)：以我国2000年~2008年间的单位GDP能耗平均变化幅度为基准，计算得到BAU情景。即BAU情景中我国2005-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呈下降态势。该情景的设置，既体现我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双加速阶段、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扮演“世界工厂”角色和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时间难以改变等不利于节能减排的因素，也包括了节能减排政策力度不断加强等因素。

　　照此计算，我们承诺的2020年碳强度相对2005年减少40%至45%的目标等同于在2020年，我国的碳强度将比BAU情景减少25%-32%。

　　显然，从以上三种情景来看，无论是哪种方案，都可以说是雄心勃勃，不比任何西方发达国家的减排承诺逊色。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我国上述目标仅指与能源消费相关的碳排放，如果再把能源结构调整及森林和土地利用变化的碳汇增加因素包括进来，我国的目标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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