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资源与民生息息相关，因而，地方政府在水价这一民生问题上，要本着公益的态度才更为公众所认同和接受

　　【特别关注】水涨价风潮中的民生难题

　　本报记者 陶映荃

　　近两个月以来，上海、天津、沈阳、广州、南京等多个大中城市举行了水价上调听证会，国家发改委连续发文，要求各城市平稳推动水价改革。

　　业内人士认为，五个原因促成近期水价调整：一是供水成本增加；二是污水处理需纳入水价成本；三是污泥处理费用也需加入水价成本；四是国家要提高资源型产品价格；五是提高供水行业效率。

　　水资源短缺通过涨价来调节

　　水涨价是必然。

　　北京小汤山村的一位村民告诉记者，上世纪70年代，他们村想打一口冷水井，可到处都是热腾腾的温泉水；据北京地质工程勘察院提交的“小汤山地下热水资源评价报告”显示，小汤山曾是北京平原地区唯一有天然温泉的地区，曾有9处天然温泉出现于大、小汤山山麓。上世纪70年代后期泉水逐步消失，转入钻井开采利用。近10年来，北京大、小汤山的十几处温泉已经先后断流干涸。

　　根据国土资源部长期地下水监测资料表明，我国三分之二城市地下水水质普遍下降，局部地段水质恶化，300多个城市由于地下水污染造成供水紧张。据统计，因天然水质不良导致水型氟中毒2297.78万人，碘缺乏病、克山病567.5万人，患大骨节病102.5万人，全国饮用不符合标准的地下水的人数达数千万之多。

　　引人关注的太湖和滇池水藻问题多年来先后采用物理、化学、生化等方法治理过，效果都不理想。现在，水面面积2400平方公里的太湖开始试种养10万亩水葫芦采收制成的有机肥，解决周边40万亩农田的肥料供应，以减轻化肥对太湖水体的危害。

　　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获悉后，拨款4000万元研究经费支持研究，江苏省农科院研究人员赴昆明，在蓝藻危害严重的滇池开展种养水葫芦治理水体富营养化的试验研究。

　　水污染与治理已成为世界性难题，保护有限的水资源，除了对于环境的治理、企业清洁生产、宣传节约用水外，通过涨价进行调节也是全世界通行的方法，由于水涨价影响面广，因而，公众的关注度也极高。

　　水价听证是“合法”地走过场

　　12月16日，北京居民水价听证会召开，“北京的水资源非常紧张，缺水问题由过去短时间偶尔出现已经变成常态。”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副院长张彤说，今年前10个月来水量只有1.45亿立方米，与过去来水量十一二亿立方米相比，衰减得很快。“目前北京人均水资源不足200立方米，世界少有。”

　　“这次调整了水资源费和污水处理费，没有调整自来水生产环节费用，说明政府并不是要补贴自来水企业的亏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价格协会常务理事许光建分析，提高水价，政府要促进对水资源的节约和利用。

　　对于水价调整方案，张彤认为配套措施很关键，对低保人员给予直补，不能让水价调整过大地影响这部分群体的生活。

　　水价调整牵动千家万户的利益。专家建议，对水资源费和污水处理费的收支情况进行动态管理，每年将资金收入情况向社会公示，接受公众监督。另外，企业需要提供详实的数据资料和财务报表，并接受质询。

　　12月8日，哈尔滨水价听证会上，13名消费者代表中只有一名退休教师坚决反对涨价，一位以“退休职工”身份参与听证的代表事后告诉记者，他是哈尔滨一家酒店的董事长，由于这次听证会代表身份造假，透明度不够，使得公众从关心水价问题转而质疑听证会的公正与诚意。

　　7月31日，河南省洛阳市举行的城市供水价格调整听证会上，18名听证代表中有17人赞成调价，1人提出“最好不要提价”……

　　从各地对水价上涨的舆情看，公众对于水涨价还是具有相当的恐惧心理，如果地方政府事前不认真仔细的做好相应的科普知识和政策传播的铺垫，而召开听证会又缺乏公正透明的做法，就会将一件民主议事、普及节水观念的正剧，导演成一出拙劣的闹剧，让自己下不来台，这将是行政管理的重大失误。

　　外资进入水务市场引猜疑

　　几年前，记者曾随水利部组织的节水活动到上海某郊区参观一家水处理厂，不经意间抬头发现，与水厂一墙之隔是一幢典雅厚重的低层建筑。与一位同行谈及此事，她颇为知情地说，那是一家外国水务公司的楼，国外水务企业对于中国的水资源市场早已关注多时，现在正大举进入，国内有关部门一直低调处理这事儿。

　　在水价的上涨声中，公众开始关注进入中国水务市场的外资是否才是真正的背后推手，记者从网络搜集到的有关主管部门和专家的回应看，都否认了外资的参与提高了水价，那么，外资进入是来干什么的呢？为中国的水务现代化做义工的吗？当然不是，资本家是不做赔本买卖的。

　　有观点认为，外资水务亏本也要进入中国市场，必有长远考虑，他们享受到“签一送十”的政策，围绕水产品可以做足文章，诸如制水、销水及污水处理等环节都可有较高利益回报，现在，仅仅剥离出供水这一项来逼公众为高水价埋单，暴露了我们规则的漏洞。

　　据中法水务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郭仕达认为，中国公众之所以对这次城市水价上涨极为敏感，是因为许多城市的水价已多年未涨，一次涨价数额明显自然造成公众的恐慌心理，而国外的水价经常在变动，但每次变动幅度极小，公众也就在水价持续的递涨中有了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

　　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说，水务行业的外资投资份额约在10%左右，民营企业投资份额基本与此相当。通过分析调查在水务项目方面外资进入城市和未进入城市的水价比较发现，外资的进入对中国水价没有影响。

　　傅涛表示，水价支付率在2%～3%左右，目前我国约为1%～2%，因而在合理承受力范围之内，我国水价还有上浮空间。

　　傅涛认为，水作为公共服务产品，在定价时，国家对低收入人群补偿的范围可以有所扩大，由政府为支付不起基础水费的困难群体给予一定补偿，这是政府对基础设施的一种投入。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大地建议，水务公司应将信息进一步透明化，确保其既不高利润又不亏损，水价的定价应使得水务公司获得略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收益。

　　水资源与民生息息相关，因而，地方政府在水价这一民生问题上，要本着公益的态度才更为公众所认同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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