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哈尔滨水价听证会正式召开。13名消费者中只有一名退休教师坚决反对涨价，由于得不到发言机会，甚至向主持人丢了矿泉水瓶以示抗议。而消费者代表中的“退休职工”、“下岗职工”身份存疑，一位“退休职工”告诉记者，他是哈尔滨现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不到退休的年龄，也不是退休职工。(12月10日《中国青年报》)

　　如果不是一名消费者代表颇具行为艺术味道的“向主持人丢水瓶”抗议情节，如果不是媒体披露的消费者代表被“掉包”的细节，在这一波包括自来水等资源性产品普遍涨价风潮中，哈尔滨水价听证会断不会引发如此汹汹的舆情反应。

　　毫无疑问，水价听证会有着充分的法理基础。我国《价格法》明确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

　　从公共决策层面考量，包括价格听证会在内的听证制度的引入，旨在为某项公共决策所关涉的利益各方提供一个充分的博弈平台，通过透明化和民主化来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尤其是在公民权利意识觉醒和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价格听证会更承担着吸纳民意民智、疏导民情民愿的功能。同样，惟有让民众广泛而有效地参与决策，才能达成最为广泛的共识，才能最大限度地化解政策推行时遭遇的阻力，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政策执行成本。

　　以此标准来审视，此次哈尔滨水价听证会上诸般乱象的意义，显然不止于为 “价格听证会为何就成了涨价会”之类的民间质疑提供了一个现实案例式答案，也不仅是对“涨价听证会上不是个别反对者成为点缀，就是鲜闻反对之声”怪现状的一个“屁股决定脑袋”的解释；而是在利益集团操弄下，价格听证会暴露出来的玩偶化畸变，俨然成了一个为涨价者背书的道具。

　　这不管是对听证制度本身，还是对政府公信力而言，无疑都是一种最为致命的伤害。因为，一次次“被代表”“被掉包”后，民众很难再对此类听证会怀有信心，参与的热情也会渐次冷却。这绝非笔者在危言耸听——2008年10月，郑州天然气调价听证会征集13名消费者代表和10名旁听代表，结果是只有20多人报名；同样是在2008年10月，青岛市征集冬季集中供热价格听证会市民代表，报名人数刚突破10人；2009年7月，广东惠州的士运价调整听证会征集市民代表，仅1人报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必须有公众参与的听证会，公众却兴趣淡漠“不玩了”，那么作为听证会的组织者，又该做何想！

　　要知道，有着法律依据、顶着堂皇名义、承载着民意期待的听证会，毕竟不同于男女私人间的感情游戏——消费者代表参加听证会是去主张权利，而不是被戴上面具出席化妆晚会，不可能任由 “你伤害了我，却一笑而过”！　(来源：山西晚报 成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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