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银玉芝

　　重庆将对司法机关部分重要岗位领导干部，实行财产申报制度试点。(12月3日《南方都市报》)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重庆市委三届六次全委会上，有关报告披露，今年1-9月，重庆查处了19名厅级干部。在重庆的“打黑风暴”中，当地司法机关有4名厅局级干部、14名处级干部“落马”。

　　不难看出，重庆将实施的财产申报制度试点，是该市鉴于司法系统严重腐败的重拳之举。但无论如何，我们对财产申报制度的千呼万唤，正是源于该制度对于反贪腐的重大作用。截至目前，也仅有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湖南浏阳、湖南湘乡4地进行了财产申报制度的试点。所以，任何地方财产申报制度的试点和进步，都是值得鼓呼的。

　　另外，试点的4地无一不是中小城市，重庆是吃螃蟹的第一座大城市。这一突破，也增加了我们对该制度前景的想象和期望。不过，重庆尚未透露此次财产申报试点的官员级别和具体申报范围，也未公布申报结果是否会进行公示。重庆的财产申报试点只申报不公示，这样的所谓财产申报制度，作用似乎有限。

　　一些人对财产申报制度表示反对，这不难理解，但关键问题是，持反对立场的人有无影响相关立法、决策的能量。如果公众难以对政策、法规的制定，进行实质性的参与并发挥影响，那么立法难免陷入“车夫困境”。

　　人性不分古今中外，官员不分国家地区，腐败在所难免，真正的不同在于，政府对腐败的态度。财产申报制度不能包治百病，更不是反贪腐的全部手段，但其对官员的约束作用，不容小觑。须意识到，从动议制定《财产申报法》，到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包括重庆在内极少数地区的试点，时隔20年之久。财产申报制度，总会有人说条件不具备，但如何才算条件具备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制度出台的条件，到底是越来越充分，还是越来越弱，值得疑虑。

　　日前，中央进行了十七大之后最大规模官员集中调整，涉及十四位省部级官员职位。无一例外的是，数位地方大员，履新首日一致承诺“清廉”。承诺容易，践行难。贪腐问题一直为人重视，多种手段都有尝试，但堪称推动反贪腐的实质性的进步还很难说。财产申报制度，是制度化反腐的一大利器，国内外均有成熟经验可资借鉴。更重要的是，权为民授的现代政治原则，早就证明，对公权力的制约，不需要什么花样，不需要新提法、新口号，道理已经说烂，兑现政治廉洁，需要的就是从类似财产申报制度，这样实实在在的基础性制度开始。

　　重庆的试点，让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热议又起，虽然权力制约的根本问题不是一个财产申报制度这么简单，但财产申报制度的意义就在于，反贪腐不仅需要决心和诚意，还要拿出制度化的举措。极少数地区的财产申报制度初探，实践效果如何，有待检验，当然，我们对此进步深感欣慰。任何地区，官员财产申报试点的任何进步，我们都会鼓与呼。期望更多的探索能够出现，早日实现全国层面的“阳光法案”付诸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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