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稳定回升和持续协调发展需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 韩永文

　　去年此时，正是全球经济陷入战后最困难的时节，也是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经济经历的最困难时期。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西方主要经济体全面陷入衰退，美欧经济一片萧条；我国经济增长也明显下滑，增长速度由第二季度的10.1%放慢至四季度的6.8%和今年一季度的6.1%。面对这种困境，党中央、国务院及时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时扩大了政府投资。今年又制定实施了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加大推进中长期科技规划实施力度、启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实施家电、汽车下乡等鼓励消费的政策措施，从而形成了“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

　　10月下旬，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今年前三季度经济数据。统计数据表明，中央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较快扭转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态势，政策实施的总体效果比预想的要好。

　　一、经济企稳回升，形成增长逐季加快的态势

　　前三季度，实现国内生产总值21.78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7%，比上半年加快0.6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增长6.1%，二季度增长7.9%，三季度增长8.9%。经济增长呈逐季加快的态势，四季度的增长会更高一些，预计全年经济增长超过8%已不是问题。工业生产增长逐季加快的态势更为明显。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其中，一季度增长5.1%，二季度增长9.1%，三季度增长12.4%。前三季度工业产品销售率为97.43%，说明工业生产需求也在转旺，生产增长有真实的需求作承接。

　　(一)经济增长迅速企稳回升，得益于内需扩大。扩大内需是中央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揽子计划及政策措施的核心内容。在中央政策的作用下，内需增长强劲，投资、消费快速增长。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5.5万亿元，同比增长33.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6.4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3.32万亿元，同比增长33.3%，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3.6%。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7万亿元，同比增长15.1%，剔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7%，比上年加快2.8个百分点。县及县以下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快于城市，增长16%，剔除价格因素应在18%左右。

　　(二)国家财政收入、企业收入增长由降转升，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投资和公共消费，需要财政收入增长作支撑；扩大市场消费需求，需要有稳定的居民收入增长作支撑；扩大企业投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需要稳定和扩大企业收入作支撑。统计数据表明，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由降转升，增幅逐步加快，企业收入增长在趋于好转，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继续较快增长。统计资料显示，前四个月财政收入同比下降9.9%，至上半年同比下降2.4%，到了三季度末，财政收入增长5.3%，其中第三季度增长24.1%，8、9月份分别增长36.1%和33%，9月份除关税外各主要税种全部实现正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前两个月同比下降37.3%，前五个月同比下降22.9%，前8个月降幅收窄至10.6%。其中6?8月为同比增长6.9%，至8月底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6747亿元；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9.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5%；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同比增长8.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2%。如果将城乡居民在购买家电、汽车等方面享受国家财政补贴的因素计入，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会更高。

　　(三)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了重大作用。应该承认，从货币运行的实际情况看，货币和金融运行并没有完全循着中央确定的“适度宽松”框架走，二是出现了较为宽松的局面。但其对刺激内需促进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9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狭义货币供应量分别增长29.3%和29.5%，市场货币流通量增长16%，同比加快3.3个百分点。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39万亿元，比年初增加8.7万亿元，同比多增5.19万亿元。应该说，面对历史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市场流动性明显收缩、企业资金严重紧缺，货币信贷的扩张运行对于保障市场流动性、提振市场信心、支持投资建设和刺激消费需求、缓解企业资金困难，对保增长、扩内需所发挥的作用是明显的。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直接融资市场发展迅速，直接融资规模明显扩大。前三季度，非金融机构共发行各类债券1.18万亿元。下半年，国家重新开启IPO市场、首开创业板市场，形成新的市场融资平台，资本市场重新进入较快发展。据统计，股票市场融资5700多亿元，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更为宽广的直接融资渠道，而且为推动经济发展、改善企业经营注入了市场机制和动力，也增进了消费者的消费信心，提升了市场消费能力。

　　(四)经济体制改革、结构调整取得新成效。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去年底中央推出了增值税转型、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目前看改革的成效是明显的，特别是增值税转型改革，对配合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实施，推进企业技术改造、提升技术进步、形成新的市场投资以及降低企业投资成本形成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今年中央全面启动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累计下达中央财政补助资金1005亿元。9月份，中央启动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这些改革从长远看，是国家关注民生、改善民生，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和谐社会、建立和完善公共服务制度等重大改革，从近期看，其对于改善民生、增加居民收入、刺激内需、促进短期消费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中央政策在地方得到创造性贯彻，对稳定全国经济发展形成有效支撑

　　党中央、国务院的科学决策和“一揽子计划”得到各地的拥护和积极响应，各地在认真贯彻中央部署的基础上，又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出台了一系列保增长、扩内需的配套措施，形成了绝大多数区域经济发展较快的格局，为全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从湖南的情况来看，今年以来全省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扩大内需的各项部署，紧紧抓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积极主动地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抓住国家扩大投资、刺激消费的历史机遇，实行“弯道超车”，促进经济科学跨越发展。

　　(一)积极落实中央扩大内需各项方针政策。中央应对金融危机第一轮措施一启动，省委、省政府就立即制定了应对经济形势变化进一步扩大投资的指导意见，从加快项目建设、严格资金监管等方面，提出了落实中央扩大内需十项措施的具体意见，推动项目建设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主动对接国家的产业振兴规划，编制实施装备制造、钢铁、有色、化工、汽车、轻工、纺织、电子信息、现代物流、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十二大产业的调整与振兴，积极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在财政增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积极加大财政投入、加强与银行合作、紧缩行政性开支等，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保证中央投资项目的资金配套。进一步强化集约节约用地，采取增减挂钩、土地整理与复垦等措施，在坚持守住耕地红线的条件下，千方百计保证重点建设项目、扩大内需建设项目的用地需求。这些措施推动了中央政策在湖南的贯彻落实，为推动经济较快发展提供了较好保障。

　　(二)结合省情促发展、推进调结构。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结合本省实际提出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就业、强基础”的总体要求。在具体工作部署上，一是着力扩大内需，抢抓机遇，强化基础设性建设，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大力推进交通、水利、能源、民生、生态环保和结构调整等重大基础建设。前三季度，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248亿元，增长42.4%，其中基础产业投资增长55.5%，国家支持、鼓励的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生态环境建设投资分别增长47.4%、68.4%和108.5%。二是积极扩大市场消费需求。举办购物节、推动家电及汽车下乡，实施国内旅游促销活动等。前三季度，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506.9亿元，增长1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1.5%。农村市场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9.2%，扣除价格因素增长22%。旅游收入增长37.8%。三是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充分利用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突出发展方式转变，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努力寻求在格局分化中调整结构，在调整结构中提升产业。导向基础产业发展，积极推进省内企业与中央大型国企合作、促进资产整合重组、推动产业积聚和结构升级，保证了工业在结构优化中快速增长。前三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8.1%。其中，高加工度行业增长26.9%，高技术行业增长18.7%。

　　(三)推进中小企业发展，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一季度省委省政府出台了进一步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政策，省财政安排14亿元支持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组建担保公司，并增加1亿元贷款贴息资金，专门支持企业技术改造。截至9月末，中小企业贷款余额达2890亿元，同比增长30.2%，占全部贷款比重提高到32.3%。建立重点上市后备资源库，积极利用IPO重启和首开创业板机遇，鼓励中小企业上市融资。此外，还通过举办洽谈会、私募融资论坛等，为中小企业与境内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牵线搭桥，今年全省已有6家企业实现私募股权融资。

　　(四)加快推进“两型”社会和民生工程建设。一是加大实施城镇污水处理三年行动计划，明确到2010年新建119个污水处理厂及5500公里配套管网，新增日污水处理能力420万立方米，总投资超过150亿元。截至今年10月，累计完成投资近120亿元，已有17个项目正式投入运行，9个试运行，新增污水处理能力156万吨/日左右，形成COD削减能力12万吨/年。二是认真贯彻中央的工作部署，大力推进以城镇廉租房和农村危房改造为重点的保障性住房建设。截至9月末，已建成廉租房38495套；农村危房改造到位资金达1.63亿元。三是积极解决就业、社保等重要民生难题。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帮助返乡农民工就业和创业，对零就业家庭实施就业援助。前三季度，新增城镇就业、失业人员再就业和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分别达49.3万、29万、10.2万人，返乡农民工绝大部分重新外出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达1195.7万人。清理补发了企业历史拖欠基本养老金，推动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全覆盖，解决国有困难企业职工、关闭破产和改制企业退休退养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险问题。在全省财政总收入仅增长9.4%的情况下，前三季度，全省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就业补助、补助社保基金支出增长分别为31.1%、155.2%、30.5%和33.5%。

　　在这些政策的作用下，湖南经济发展保持了内需动力强劲、增长速度稳定、效益逐步好转的好态势。前三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3.1%，财政收入增长9.4%，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增长12.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12.1%，产品销售率99.05%，净利润增长31.5%。粮食连续6年增产，预计总产量超过600亿斤。

　　三、经济稳定回升和保持持续协调发展的基础仍很薄弱

　　关于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各方面分析很多，由这些矛盾和问题引发出来对经济发展前景的一些担忧，其中最主要的是对经济增长稳定回升尤其是促进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发展基础不稳的担忧。这些担忧是有道理的。先看看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

　　一是贸易出口持续负增长。2008年之前我国经济高增长的一个重要拉动因素是出口增长。2003年至2007年，我国出口增长年均25%以上，出口依存度高达38%。但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需深度萎缩导致贸易出口出现深度负增长。今年前三季度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6个百分点。尽管贸易出口下降的幅度在逐步收窄，但9月份同比仍下降15.2%，预计全年贸易出口下降幅度仍不会低，对经济增长继续形成不利影响。但换个角度来看，金融危机爆发前那种出口过度扩张，对保持经济持续协调发展并不是一件好事情，造成了严重的国内经济失衡。外需收缩和我国出口增长放慢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这种失衡的一种校正，在客观上为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迫使一些地区和企业重拾和扩大国内市场创造了机会。应牢牢抓住这个机遇，引导和推动企业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

　　二是扩大内需过分依赖固定资产投资。外需萎缩，保增长就要更多地依赖扩大内需。扩大内需，短期内容易见效的是扩大投资需求，特别是政府主导性的投资需求。因此，依赖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来保经济增长，已成为全国的普遍现象。目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已经不低(如考虑价格因素实际上已相当高，而且各地投资增长速度合计高出全国统计数据很多)。为了追求投资增长或为了保经济增长而不计投资成本、不顾项目建成后是否有有效需求，有项目就上的情况还不少；政府投资或者政府主导投资的情况较为普遍，民间投资意愿特别是企业自主投资(尤其是民企)意愿不强。市场主体投资积极性不高说明市场主体对市场的预期有保留甚或是不看好。如此，经济增长企稳的基础也就说不上稳固。过分依赖固定资产投资、过度依赖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拉动内需难能持久。

　　三是消费增长过于依赖政策刺激。今年我国市场消费增长确实很快，这么高的增长速度多年来罕见。不难看出，这种超常增长是政策作用的结果，并不是市场消费主体主动选择、自发消费的增长。年初以来，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补贴和刺激消费的政策，特别是鼓励家电、汽车下乡、小排量轿车购置优惠、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政策，调动了广大城乡消费者的积极性，汽车、家电销售量增长很高，对扩大市场消费需求形成有力支撑。但是，这些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政策推动的结果，消费增长的内生动力仍然不强，而且一部分消费增长还是政府消费支撑的。一旦失去政策刺激的支撑，消费增长可能面临很大的滑坡。近两个月消费增长势头已出现放缓的趋势，说明政策效益已经出现递减。

　　四是增长过多依赖信贷规模扩张。应对金融危机放松银根是正确的。但过度依赖信贷扩张保增长的倾向却是需要注意的。前三季度经济增长7.7%，金融机构新增贷款却高达8.7万亿元，截至9月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高达39万亿元，同比增长34.16%，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从年初的18.8%飙升到29.6%。如此之高的新增贷款规模及增长速度保了不到8%的经济增长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种情况一方面表现为，过分的资金需求使得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运行中有所走样；另一方面也说明经济增长靠投资，投资主要靠贷款，投资效率低、投入产出低的问题仍十分突出。

　　五是产能过剩矛盾仍在积累。金融危机冲击让我们感受到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调整滞后带来的矛盾和教训。我国经济面临的困难，表象是外部性问题引发的，深层次的问题则是增长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一些重大经济关系失调长期积累的结果。我国市场巨大，用好国内市场空间，应该能实现较好的经济增长。市场需求变化特别是外需萎缩，有利于使市场认识结构同质化和产能过剩带来的风险和资源配置浪费，并利用市场倒逼机制推动产业重组和结构调整。但很多情况表明，结构调整进展并不理想，不仅落后产能淘汰不明显，一些传统产业还在盲目扩张，一些新兴产业又在重演投入无序、盲目重复建设的问题，制造能力明显过剩的情况已不鲜见。

　　四、宏观经济政策需要保持连续性和相对稳定

　　从总体上说，实现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内在机理还没有得到有效恢复，市场主体的预期不稳、信心依然不足。增强市场预期，稳定和扩大内需市场、进一步推动外贸出口结构调整，恢复出口合理增长，实现合理的经济增长结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需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具体说：

　　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要坚持，而且还应适当加强，尤其要进一步强化其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今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中央在内容上已经很好地体现了支持扩大消费需求、支持结构调整、支持民生事业建设和环境保护建设等，而且支持的重点也在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但是，由于中西部地区财政收入低，配套能力不强，很多项目建设铺开了，却投入不足，投资寅吃卯粮、配套资金“一女多嫁”，导致一些项目建设进展很慢。后续资金跟不上，会形成不少“半拉子”工程和“大尾巴”工程，拖长建设战线，形成资源配置浪费。因此，需要在中央财政政策上形成若干年的稳定支持，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保证其如期建成投产，形成生产力。为了形成持久的市场消费增长能力，支持扩大消费的政策也需要坚持并加以完善和改进。引导和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因此要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对促进结构调整的调节作用，明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内容上应更多地体现支持、引导、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货币政策需要坚持适度宽松的原则，但要在适度上控制好。因此在新增贷款总量上要适当收缩，这也是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内涵。因为放任流动性过于宽松，会导致通胀预期不断上升，迫使过早收紧银根，反倒可能过早中断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对稳定经济增长形成釜底抽薪。此外，资本市场日渐活跃特别是股票市场稳定及融资功能作用增强，会使得直接融资对间接融资形成一定挤出，客观上也具备适当收缩新增信贷规模的条件。在货币政策实施中，应进一步加强对信贷运行的结构性约束，以及调节好信贷资金在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配置不均衡、不合理的问题。所以信贷政策要作一定的微调。

　　保持投资增长基本稳定，适当控制增长节奏。稳定投资增长是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明年仍需要保持相对较快的投资增长。从公共投资角度来看，只要财政条件允许，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国债投资还应尽可能多增加一些。这不仅是主观上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需要，而且也是顺应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加快的客观需要。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了长足发展，但地区间发展很不平衡，中西部地区的铁路、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城市公用设施系统陈旧落后，城乡环境条件很差。推动地区协调发展，增强中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需要中央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城市重要公共设施建设，以及推进城市化建设的支持力度。从改善民生、推进两型社会建设战略考虑，中央今年推出的许多投资政策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性住房建设、棚户区改造、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等等，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拥护和支持。明年应该在这些方面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特别是要加大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支持，减少或者取消有些项目建设的地方资金配套。

　　坚定不移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核心是要抓住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推进结构调整所出现的历史性机遇，切实强化政策实施的执行力，强化法律法规的约束力。下决心在控制总量、优化调整存量，有保有压上下功夫；下决心加快推进解决“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和盲目重复建设问题。近年来，中央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但结构调整的进展一直不快。明年应该在实施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大力推进节能减排等方面，实行强力推进，切实取得成效。这需要在完善和严格市场准入标准，严格环境、土地、税收执法以及严肃政绩约束等方面制定细致的配套规定和措施。要针对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和政府在产能过剩领域新的投资中的不同角色和行为，实行区别对待、对症下药，分别采取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市场的力量以及行政纪律，进行综合治理。要抓紧梳理和取消各方面对过剩产能领域、高消耗、高污染行业投资的支持政策，真正让市场、让企业自主选择和决定投资活动，让市场真正发挥经济调节的功能。政府则要真正承担起控制市场准入、财经审计、税收征稽、环境执法等职能，严格执法、真正执法，避免形成“政策漏斗”和执法缺失。对已经形成过剩产能的产业和领域，要引导和支持那些拥有核心技术、具有技术和市场开发优势和资本优势的企业，通过市场竞争进行兼并重组、优化整合，淘汰落后。(作者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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