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国进民退的五大后果
——专访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陈志武
●我并不觉得美国过去一个半多世纪里每隔10年左右就发生一次金融危机，代表的是美国金融、经济的失败。每次金融危机都逼得美国社会做一些调整，每次调整以后的10年里美国的金融资产又翻一番。这次也一样，我看不出来这次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不灵了
●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如果在金融方面的创新不显著，那么其他行业也不可能实现创新。中国的金融管制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代价，实际上这个代价在用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为什么在国际分工中我们只能做出卖廉价劳动力的制造业？这跟金融发展落后、金融创新没办法放开手脚的关系很大
●金融产品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把原本在不同年龄、不同时期的收入跨时间跨空间进行重新配置，让我们不至于年轻时最想花钱、最能花钱的时候恰恰最没钱，而老了以后有钱又没有了花钱的动力。我们要分析，强化对金融行业监管的结果可能会使哪些社会群体付出更大的利益牺牲。如果卡死针对消费者的金融服务产品，那么为此付出代价的绝对是那些中低收入家庭和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这次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总体上带来的冲击不是很大，但是在结构上打击非常大，最大的打击是给很多人提供了一个得出错误结论的机会，即以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体系，加上严格的政府管制，反而有利于中国规避金融风险的冲击。我担心这个结论可能会使中国的法治和市场化改革产生倒退
"还是有很多理性视角的人愿意去选择买我的书。”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没有想到过去两年间，一本“东拼西凑、歪门邪道，经不起任何推敲的阴谋论”(《货币战争》)会在中国卖的那么“火”，因此对于他的新书《金融的逻辑》连续数月在销量排行榜与《货币战争》并驾齐驱感到“蛮受鼓舞”。在书中他从建设性的角度来解释了金融的证券化是怎么回事，金融对于社会的意义，以及金融对于西方的崛起所起的作用。
“本来不想和跳大神的人去争辩什么是金融，但从去年9月份开始越来越恶化的金融危机给《货币战争》帮了很多忙，今年我回国后发现它影响是这么大，很多领导要求下属人手一册一定要看。”陈志武说，“中国面对这样的一个历史机遇的时刻，我想需要正本清源，重点讨论一下西方金融的发展是怎么回事了。”
事实上，《货币战争》与《金融的逻辑》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一周年之际在中国读者群中的PK，代表着两种观点意识在中国政界、民间与学界的交锋。前者的拥趸从金融危机中看到的是该书预言应验，而后者的要义正是要撇清类似于前者这样的思想“毒害”。争论的结果关系着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是否要继续像美国学习，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支持民营金融和民营经济，以及由过去依赖出口和投资的增长模式转向借贷消费主导的美国经济增长模式等一系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
“不认识金融，就难以认清资本的奥秘，当然也就不能深入理解美国经济的本质以及正在中国发生的经济与社会变革。”陈志武认为，中国应从当下金融危机中汲取的教训是：千万不要因为美国的金融创新带来的问题，就认为不放开金融创新的做法是对的。
他说：“中国必须学会游泳，即使要交学费，也应该去学。”
在《金融的逻辑》中，陈志武试图用通俗易懂的问答方式解释一系列追问：为什么中国的钱这么多？为什么说西方的兴起主要靠制度而不是掠夺？为什么政府有钱不如民间富有？为什么发展金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制度的优劣决定一个国家“钱”的多寡，之所以美国更有钱，关键在于美国有着让人们能放心进行证券、票据交易的制度架构和金融中介体系，能把未来的收入或财富证券化变现；政府太富有，会挑战民间的空间，挑战民主宪政与法治，负债累累的政府是一个权力难以扩张的政府，不需要借钱花的政府反倒容易腐败专制，毫无顾忌地侵犯民间权利，就像富家子弟更容易横行霸道、不思奋发一样；中国的市场化出来的钱的确越来越多，但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总体还很低，投资和理财的选择空间很小，在政府高度管制金融和国有金融垄断的情况下，各种资产价格必然会扭曲和出现畸形资产泡沫。
“这些年我心中总有一个纸老虎，就是我从小在中国受教育的过程中被灌输的一个观念：一个国家的国库里没有钱，说明这个国家快要倒了。而我们要知道，400年前负债累累的国家今天都是发达国家，而当年国库里边存了很多钱的今天还是发展中国家。”陈志武对记者说，“如果针对一个纸老虎来写文章，你的文章读起来就会让人感觉生命力非常强。”
“中国恰恰需要加快金融创新
来扩大内需”
《商务周刊》：去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大家都在反思可以从中得到什么样的教训，有人认为此次美国金融市场因为没有得到足够的监管和制衡而失控，因此以后应加强监管而不能放任市场，对此您怎么看？
陈志武：我觉得现在谈这个话题正当其时。如果是在6个月以前，可能没有人能做到理性看待美国经济，现在美国的经济已经开始复苏，正常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应该发挥的作用已经恢复到相当的水平。坦率地讲，正如过去两年我在很多的文章和采访中强调的，首先是美国的经济并没有进入水深火热；第二，我并不觉得美国过去一个半多世纪里每隔10年左右就发生一次金融危机，代表的是美国金融、经济的失败。过去100多年里，美国经济每次都能倒下去又爬起来，每次金融危机都逼得美国社会做一些调整，每次调整以后的10年里美国的金融资产又翻一番。这次也一样，我看不出来这次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不灵了。今年4月份，彭博信息(Bloomberg)公司的总裁到耶鲁大学来做报告，他说从去年7月到4月初，彭博新卖掉的财经信息终端产品销售大增。为什么？一般都以为，彭博终端提供的是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信息服务，在金融业整体受挫的时候它的销售肯定会受打击。其实那么多人离开华尔街、离开对冲基金公司之后，不是从此就消失了，而是重新办起了自己的基金管理公司或股权投资公司，使彭博的销售不降反升。
实际上历次危机过后调整最大最快的是市场的参与者，而不是政府。从去年开始，特别是雷曼兄弟破产以后，美国金融业界已经有了非常快的自我修复，比如对冲基金行业在尽职调查方面有很多突破，过去6个月里很多投资者找基金管理者签一些协议，使他们每天都可以打开基金的账簿，到托管银行里随时查看基金的投资组合，这在几个月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这说明市场的反应远远比监管机构、比国会立法要快得多、广泛得多。我们必须相信，人们在管理自己钱的时候，肯定要比官来管理我们的钱更靠得住、更负责任。
我觉得一定的金融监管是必要的，但这一次金融危机导致的监管制度架构方面的调整，不会有太多实际作用，主要的原因是监管从本质上是反应性的，但创新顾名思义是以前没有的，所以从本质上，创新是不应该监管的，否则逻辑上就有矛盾。美联储官员们不是从事金融交易的，一线做业务的金融从业专家懂得怎么样规避风险，监管人员却不懂得怎么样规避风险。如果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要推出任何一个新的产品都需要到相应的监管机构那里去登记审批，这就意味着最后的瓶颈口在于监管审批部的官员在知识上的限度，而官员对于市场的理解在专业技能和知识上永远是滞后的。
如果希望依靠内需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话，中国恰恰需要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因为在美国，金融创新可以说是完全放开的，出了问题再说，没出问题可以完全自由。而中国则是如果没有政府批准，任何创新都不行。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如果在金融方面的创新不显著，那么其他行业也不可能实现创新。中国的金融管制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代价，实际上这个代价在用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为什么在国际分工中我们只能做出卖廉价劳动力的制造业？这跟金融发展落后、金融创新没办法放开手脚的关系很大。金融市场不发展，国内消费的增长就会很难，带给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代价就是必须靠出口来拉动增长。
“美元进行小范围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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