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匡贤明

　　令很多人大跌眼镜的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过去之时，中国的房价却在持续攀升。

　　在这个房价上涨速度快于工资上涨速度的时代，居民感受到更多的是不断增加的住房压力。如果这个压力超出大部分社会居民的可承受能力，那么房价问题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社会问题。

　　住房成了俱乐部产品

　　与此同时，房价持续上涨对我国体制改革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简言之，房价再保持这么快速增长的势头，中国市场化改革可能会遭遇重大障碍。

　　从目前情况看，根据居民就业所在单位的性质等，解决住房问题的途径主要有几种：一是公务员，只要愿意等待，基本上都能享受到各级政府(包括某些部委)提供的 “公务员房”。这种房的价格远低于市场价，甚至只有市场价的一半不到。二是效益好的企业，尤其是一些垄断行业的企业。它们可以运用公司盈利为职工团购住房。三是一般的事业单位，为了留住人才，更多地采取集资建房的形式。以上三种的共同点是，动用了单位力量和公用资源，使内部人购买价格远低于市场价格。住房由此成了标准的俱乐部产品。

　　对于收入低下，甚至城市贫困群体，更多地指望着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对于他们来说，房价涨不涨、涨多涨少，都没有关系。在给定的收入水平下，他们始终买不起房。

　　福利分房预期加大

　　单位力量介入房价问题后，会带来什么后果？姑且不论运用公用资源为小集体谋利是典型的腐败。而这种单位制的福利体制，事实上带来了单位与员工之间超经济的依附关系，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

　　因此，如果当前房价上涨的趋势持续下去，越来越多的社会居民难以承受市场价格，必然对单位供给产生越来越大的期望，单位制开始慢慢复苏。

　　我国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强化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剥离单位作为公共服务供给者的职能，使企业真正成为企业，事业单位真正成为事业单位。

　　房价的持续上涨导致的单位供房行为，恰恰与这一改革趋势背道而驰，带来的传统体制回归风险越来越大。

　　重要的是住房供给制度

　　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如何解决房价问题，从而使居民有能力通过市场获得所需的住房？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不同的建议。但从经济学来看，价格过高，无外乎可以归结为两个因素。要么是需求扩大的因素，要么是供给不足的因素。政府所能做的，只能是在供给方面想办法，做文章。

　　扩大供给，重要的不是供给总量的问题，而是住房供给制度的问题。至少以下几方面是政府可以做到的：一是，改革土地制度。土地供给的计划性与房地产行业的市场性之间的巨大冲突，是制约住房供给的根源之一；二是，改革房地产的税收制度，尽快结束物业税空转，对此论述很多，不再重复。三是，降低房地产企业的税费负担。

　　房价上涨，涉及的不仅仅是居民购房的负担问题，更涉及我国公共服务体制建设和改革问题，由此直接涉及我国市场化改革的社会基础。如果不改变这一趋势，传统体制回归的风险积聚不容忽视。

　　作者系副研究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公共政策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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