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监管固然是根本，但这需要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当务之急，是必须明确一般竞争性领域“国进民退”的社会危害，在经营范围上为垄断国企套上笼头，划定边界，非经授权一律不得越界经营

　　文/子昱

　　中粮集团联合厚朴投资，斥资61亿港元收购蒙牛乳业；中化收编国内民营化肥厂；五矿、中钢和山钢收编国内民营钢厂；诸多实力雄厚的央企或地方国企高价争拍地王。这一系列事件无疑证明，民营企业所在的一般性竞争领域正日益受到国企侵蚀。

　　而近期，一份名为《绍兴市关于新形势下加强民营企业监管的调查和思考》的内部调研报告，也在浙江各市间传阅。该文件显示，地方政府正酝酿“将对国有企业监管的有效办法逐步引入民营企业”，“成立民营企业党工委和纪工委，视情委派党组织负责人进驻大中型民营企业”等措施，将政府对民营企业的监管日常化、程序化。这看似荒谬的报告也在给民营企业敲响警钟，那就是其企业组织的独立性正在被剥夺。媒体纷纷将这些事件统称为新“国进民退”运动。

　　“国进民退”VS“民进国退”，有心人只稍稍把“国”与“民”调换了个位置，其意义却截然相反。所谓“国进”指垄断国有企业进入民营企业所在的一般竞争性领域。首先，众所周知，因难以克服的制度性先天不足，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国企的相对低效率几成定论。因此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选择将绝大多数行业向非公企业开放，以鼓励充分竞争。日本之所以能在明治维新后走上现代化道路，就是因为将国有资产私有化，私人实在买不起的就半买半送。因为决策者知道，与其让这些国有资产若干年后变成一堆废铜烂铁，不如把它们交给私人让其马上发挥出效益来滋补民族。

　　其二，中国垄断国企因为过于强势，往往不考虑消费者主权，惟利是图。如果听任垄断发展到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民就会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的日常生活中丧失消费者主权。

　　或许民众对“民进国退”并不陌生，而且心怀敬意。因为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就是一个“民进国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从“政府的奴仆”地位中解救出来，企业和民间资本的活力迸发出来，并最终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而任这场新“国进民退”运动进行下去，最大的牺牲品将是全体国民的福祉。既然是场违背大多数人利益的运动，为什么却在此时最终发生了？从表面上看，是全球金融危机、4万亿投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金融体制环境这四大因素助推了这场“国进民退”运动。但究竟本质是什么？

　　市场经济的特质是自由进入和公平竞争，只要有能力在市场合法生存发展，按说不必从企业所有制属性上有所区分。业内人士认为，在非公经济看似繁荣，实则根基不稳的中国，特别是在经济衰退沉重打击非公经济之时，有关部门放任垄断国企开疆拓土，大量抄底处于困境中的民企，难免有趁火打劫之嫌。而因为整个监管机制的无力，这些抄底的垄断国企却一直无度挥霍。在这种监管失效的前提下，垄断国企进军一般竞争性领域，很可能蜕变为特殊利益集团在这一领域的跑马圈地，从而加深中国经济的权贵化、寡头化趋势。

　　“重建监管固然是根本，但这需要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当务之急，是必须明确一般竞争性领域‘国进民退’的社会危害，在经营范围上为垄断国企套上笼头，划定边界，非经授权一律不得越界经营。否则，这场新运动将扭曲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加重贫富分化，甚至葬送已经取得的改革果实。”知名评论人士陈敏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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