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舸

　　今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29530.07亿元，同比下降6%，减收1895.68亿元。这组数据使得下半年的税收形势一下严峻起来。数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税务稽查风暴正在升级。加大央企等大型企业稽查力度，强化企业“补税”监管力度成为重点。(《济南日报》8月10日)

　　“税收下降”导致政府财政收入下滑，因此增加征税力度以期下半年填补缺口，也许是税务稽查风暴无可辩驳的理由。但我心中始终有一个疑问：以财政支出为基点来衡量征税力度的管理逻辑，是否也应回头先审视财政支出的正当合理性是否充分？是否存在支出过多、超出人大年前预算审议或者日常执行中因简单粗放导致投入产出比不均衡等问题？在当下中央及地方政府投资巨大、重大项目一个接着一个的热潮中，我们更应秉持克制以征税冲动来满足投资无底洞的制度理性。

　　而另一条新闻似乎更值得政府关注——多省市下调工资指导线。

　　在当下金融危机之下，一些地方政府纷纷开始从最低工资标准、社保缴纳标准等员工待遇福利削减入手，试图以此途径为企业“减负”。但是，最低工资标准、社保缴纳标准就是一个人的基本生存底线保障。在中国劳资博弈失衡的现实语境中，政府“有形的手”稍显软弱，某些企业就有可能得寸进尺，直接侵蚀到员工生存。

　　其实，如果真要为企业减负，给予一个相对宽松的税收环境岂非更对症下药？“税收下降”与“收入缩水”的政策两极分化，似乎贯穿着某些政府部门的一贯思维——强化征税是确保政府“有钱可用”的第一需要，而“收入缩水”虽事关民众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生存之忧，却并不影响政府的GDP增长成绩单。

　　收入对于民众来说是大过天的衣食住行来源，却成为某些政府部门或地方政府为保经济增长、留住企业这一财税龙头而随意缩减的“政策扶持”。

　　政府“税收下降”固然可虑，但民众“收入缩水”更关乎公众经济权利和基本民生托底、树立现代政府的公共形象、奠定现代政府明晰而负责的行政伦理，不可不深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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