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圣祥

　　众所周知，从古到今，我国的农民养老问题几乎一直游离于国家政策惠及的范围之外。根据统计，目前全国约9000万农村60岁以上老人中，能享受养老保险的只占1.5%，其余绝大多数农村老人，或者倚仗传统的“养儿防老”机制，或者只能靠自己不断劳作下去、直到“干不动”，然后独立应付老无所依的人生困境。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就有了农民养老保险的试点，但它一开始选择的方向就决定了其停滞消亡的结局，这也是“老农保”根本不为人知的原因。改“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为“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是新旧农保的最大区别。

　　在“新农保”的三大资金来源中，“集体补助”在很多贫困地区基本等于零，是不能指望的；“个人缴费”也要面对与“老农保”同样的困难，农民没有钱交保险怎么办？“新农保”要真正做到普惠式，核心仍在于政府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的兜底支付。那么，巨额的基本养老金又该从哪里来呢？在我看来，中央财政补贴资金的来源，地方财政的支付能力，以及“新农保”能否尽快全面覆盖，应该是普惠式“新农保”政策中最为值得关注的三个重点。

　　其一，补贴“新农保”财政资金的来源，不仅将直接决定“新农保”的惠农力度，也将决定“新农保”的普及速度和公众评价。人社部有关官员曾披露，“波兰有5%的中央财政支出用于农民养老保险，我国中央财政对此则没有一分钱。”而根据《学习时报》披露：我国各级政府和公共机构每年公费出国的财政开支为3000亿，每年公车消费、公款吃喝总额为6000亿以上。倘若能通过节省行政开支压缩“三公消费”，将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入到“新农保”短板，不啻为一举两得。此外，国有企业每年上缴的红利，社保基金持有的国有股，乃至雄厚的外汇储备，是不是也可以强制性地按比例划给“新农保”？

　　其二，“新农保”如果采取地方财政直接支付、中央财政对地方进行补助的模式，那么农民能否受惠，则直接取决于地方财政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如何确保地方财政不会克扣挪用中央财政补贴，又如何保证地方财政会充分安排资金用于“新农保”支付，将是最为关键的所在。此外，“新农保”的发放方式，同样需要一个完善的方案设计。基础养老金发放如果重蹈粮食直补被地方和集体截留克扣的覆辙，将完全改变普惠式“新农保”的制度本意。这就需要配套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的措施，还有广大民众能充分参与的监督机制。

　　其三，如果2020年才全覆盖，是否有点晚了？不久前有报道称，有关方面决定从2009年开始在10%的县(市、区)实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2020年前将覆盖全国。显然，10%试点的面有点小，2020年前全覆盖有点晚。

　　虽然真正平等意义上的“国民养老保险”，并非短期内可以一蹴而就，新农保必然会与新农合一样，无论在筹资水平还是支付水平上，都只是一个非常低水平的起步，但立即行动永远都比无望等待要好，因为很多的农民是等不起的。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