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磊

　　几年来对中国经济多有批评的郎咸平，如今遇到了自己的“天花板”。在新书《谁在谋杀中国经济》中，这位热烈的批评家将自己的失望情绪转化成了尖刻的文化嘲讽。他说，中国经济不争气，自甘做国际打工仔，中国企业家短视而缺乏志气，得不到世界的尊敬，这都是源于一种文化的劣根性——中国人“浮躁，投机取巧心态和僵化的思维模式”，如同“文化魔咒”附身，使他们在面对世界的时候，总是茫然无知，粗鲁笨拙，就像“功夫熊猫”一样没有勇气追求他认为正确的东西。

　　一位自称与国际标准“完全接轨”的经济学家，突然间华丽转身，变成了文化批评家，这让他的忠实拥趸们多少有些惊奇。郎先生有位同乡，写过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在大街小巷叫卖，流行了许多年，开了中国文化虚无主义的先河。随着他的去世，很多不自信的国人很伤心，觉得缺少了辱骂和鞭策，失去了心灵寄托。如今，郎咸平似乎要继承这位中国文化诅咒者的遗志，把中国经济当下遇到的困难、窘境和不如意，简单归一下堆儿，上升为一个单纯的文化问题，以改变国民性来扭转中国发展之路。他希望中国企业家或中国人变成什么样呢？很简单，像西方的跨国企业家那样，像西方人那样——郎先生的宏观经济分析和企业实务解剖，观点犀利，视角独到，给人很多启示。但他在这本书中表露出粗陋的“文化决定论”倾向，却与其长久以来的实事求是精神不符，不能令人信服。

　　1840年以来，由于战争失败和国家衰落而引发的一系列文化反思甚至是文化自贬和自卑，一直笼罩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从洋务运动开始，国人俯首低眉，学工业，学科学，学文化，学制度，学生活方式，几乎是全方位的“师夷长技”，可是“老师总是打学生”的历史规律却一次又一次给我们教训：你学得再像，反思得再深刻，就算“全盘西化”了，也照样挨打。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几乎是“没文化”的，战争决定胜负，暴力决定输赢，铁与血决定大国兴衰，这才是根本规律。同样，21世纪的经济竞争也不会有多少虚无缥缈的“文化标准”，以为穿上西装，建立了所谓“西方信托责任制度”，中国就能够在你死我活的世界商战中获胜？这也太“文艺腔”了！

　　2009年，新中国迎来60年大庆。在国际金融危机至今尚未见底的时刻，中国经济能否率先复苏，可谓世人瞩目。有人说，在资本主义世界摔跟斗的时候，社会主义的中国被寄予厚望。这是个不一样的历史时刻。

　　郎咸平先生也许对中国未来寄予了太多的期待，但他的急躁不该导致文化上的自我贬低。国际金融危机“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也许恰恰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呼之欲出的时代。中国人从来都不缺乏向人类文明的更高处冒险与探索的精神。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一直处于文明的引领者地位——曾经的百年耻辱，在五千年甚至更长远的历史进程中，只能是个“小跟头”；1942年，抗战最严酷的时候，中国几乎被各种力量分成几块，国将不国。但7年之后，新中国就实现了统一；建国前30年，我们没有照搬“苏联模式”，而是结合中国实情加以创造；后30年，我们也没有臣服于“美国模式”，而是在实践中发挥“中国特色”。中国人手中的法宝叫做“实事求是”。我们不会轻易被“洋教条”忽悠。

　　如果非要做“文化检讨”，笔者恰恰以为，中国经济取得的成绩，根本上来源于中国文化和传统以及新中国60年建设与奋斗凝结成的“中国精神”。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资源，不是石油、黄金、武器和什么神圣的经济学规律，而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经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文化、思想、方法论、价值观，是中国人用以“改天换地”的精神遗产和由此塑造的民族性格。不可否认，浮躁、投机和思维僵化，这些缺点广泛地存在于中国企业家群体中。但主流是什么？和合宽容、务实求真、实事求是、自强不息，这既是改革开放30年成功的动力源泉，更是新中国60年获得巨大成就的精神力量。

　　中国人当然还要继续向西方学习，但学习的目标，不是为了变成另一个西方人，故宫变不成白宫，中国要“成为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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