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川 

　　7月31日上午9时至12时，洛阳市城市供水价格改革调整听证会在洛阳航空城酒店举行。会议由洛阳市发改委组织召开，包括消费者代表、经营者代表、利益相关方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政府部门代表和专家在内的18名代表，出席了听证会。据听证会宣布统计结果：本次听证会17人赞成涨价，1人反对。(8月1日《大河报》)

　　长久以来，听证会一直被坊间揶揄为“听涨会”，因为就我们目之所及，几乎逢听必涨，如今洛阳水价调整听证会，堪称“听涨会”的又一最近注脚。“欲涨水价，何患无辞”，令人悲哀的是，18名听证代表中仅有1人反对，多达17人表示赞成。如此失衡的力量对比，实在耐人寻味。

　　《价格法》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听证制度设立的初衷原本是通过听证代表参与的方式，使多方观点得到充分表达，并进行讨价还价式的观点博弈，使政府决策趋向合理化，使公共政策能够体现多方意志。正因为如此，一个健康而完善的听证会，呈现的必然是唇枪舌剑，各种利益方必然为捍卫自身利益、捍卫所代表群体的利益而争得不亦乐乎。

　　但反观洛阳水价听证会，很静很和谐，各种利益主体几乎保持高度一致，毫无观点充分博弈的场面。这正常吗？

　　从报道中可知，此次听证会的听证代表，包括消费者代表、经营者代表、利益相关方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政府部门代表和专家，纵观这些代表，可谓存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比如以消费者代表为例，他们应该代表着广大消费者利益，但令人遗憾的是，消费者代表并未如此。仅有1人明确表示反对任何涨价方案，是洛阳市人大代表、听证会参加人刘永康。

　　听证会之所以异化为“听涨会”，一大原因即与听证代表“来路不明”有关。有学者披露，一些听证会的听证代表，在遴选程序、标准、数量和比例上都不明确，有的代表在开会之前仅做了小范围或比较肤浅的调查，有的甚至没有进行调查，代表性不强。另外，部分听证会主办方在会前就和代表达成了默契，一些与政府部门持不同意见的群众或团体没有充分发言权，甚至无缘与会。应该说这类现象十分普遍，也正因为如此，听证代表才和涨价方步调一致，言听计从，亦步亦趋。

　　听证会滥觞于国外，对我们来说是舶来品，遗憾的是我们只学会了这一形式，并未学到精髓，更可悲的是，许多时候听证会成了一些利益集团实现自身利益的遮羞布，欲达到这一目的，就在听证代表上做手脚，找取的听证代表几乎都是听命于自己的，这与国外的做法明显不同。据报道，在美国，涨价的听证会事关公共，各级政府的决策，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在一定形式上，都要均衡考虑各利益集团诉求。

　　涨声响起来，听证会一次又一次地粉墨登场着。如果听证代表不透明，如果我们依然“被代表”，如果听证会一再异化为“听涨会”，这样的听证会不听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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