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 钱学锋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称，据6.5万户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资料显示，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远超同期GDP7.1%的增速。

　　所谓“被增长”，也就是说实际没有增长，但在统计数据中却增长了。这一感受得到了绝大多数人们的赞同，同时也得到了央行最新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的印证。该调查显示，二季度城镇居民收入感受下降，是1999年开展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

　　国家统计局对此的解释是，现行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工资统计范围，尚未包括城镇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而工资总额统计的是个人税前工资，并且包括个人缴纳的养老、医疗、住房等个人账户的基金，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甚至包括实物形式支付等。

　　或许，技术问题可以解释一部分。但是，仅从统计技术上来寻求问题的答案是缘木求鱼。因为客观地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多数年份是和GDP增长持平的，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人们满意度低，这提醒我们必须从深层次把握社会转型期人们心理感受变化的根源。

　　事实上，感受不到“增长快乐”是转型国家的共同现象。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在同等条件下，转型国家的人们对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的满意度要显著地低于非转型国家。而且，从边际上来说，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对人们满意度提高的贡献微乎其微。例如，两位俄罗斯经济学家S. Guriev和E. Zhuravskaya最近在CEPR（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上发表文章，利用世界银行和欧洲复兴发展银行的调查数据对28个转型国家的研究发现，就绝对收入水平对人们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而言，如果家庭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增长10%，仅能导致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分别提高0.06%和0.04%。以此来衡量，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11.2%，确实无法明显促使人们产生满意的“收入感受”。

　　那么，为什么在转型国家人们普遍感受不到收入增长的满意感呢？两位俄罗斯经济学家将其归纳为四个理论，我们认为这四个理论同样适用于解释中国的情况。首先是转型国家往往发生人力资本的贬值。因为按照计划经济模式培养的人才未必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这样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可能就会出现工人技能的错配（mismatch）从而出现失业或者对未来收入不稳定性的预期。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所导致的大量下岗工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另外，中国的高校扩招和教育产业化使得很多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这显然与以前“包分配”所产生的稳定预期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人力资本的贬值确实可能会使得人们即便在收入有所增加的情况下仍然不会感到满意。

　　其次，转型国家可能发生公共品供给的不足。转型国家因为政府权力的逐步削弱可能导致公共品供给不足。但是在中国，公共品供给不足却是地方政府权力过大所致。由于财政分权，地方政府除了为增长而竞争、有足够的激励提供公路、机场、港口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之外，对于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品的供给显然缺乏足够的激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收入增长也无法提高人们的满意感。

　　再次，转型国家的人们面临更高的收入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在计划经济年代，人们可以端一辈子的“铁饭碗”，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绝大多数人们不得不为明天随时可能“卷铺盖走人”而担忧。极大的未来不确定性也会削弱暂时的收入增长所带来的满意程度。

　　最后，市场经济强调效率，但由于转型国家存在一些腐败和制度扭曲，导致人们发展的机会不平等，越来越多的“仇富”故事暗示着中国社会的“隧道效应”正在逐步消退。在这种情况下，普通民众对于收入增长的感觉没有快乐可言。

　　因此，居民收入“被增长”的背后蕴含的是深层的社会转型背景和各种变革所带来的心理冲击。改善这种局面，一方面需要政府采取各种针对性的措施促进公平的增长，而另一方面也需要民众尽快对市场经济产生“适应性预期”。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