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7月27日在华盛顿拉开帷幕，对话的层次从之前的部长级升为内阁级，牵动世界各国神经。它不仅是中美关系发展的重大事件，也是双方首次将“全球性问题”囊括在双边对话中。

　　与2008年哀鸿遍野的景象相比，2009年回暖明显，然而仍远未进入复苏轨道。作为金融海啸“震源”的美国与拥有最多外汇储备的中国如何携手，不仅是两国的问题，也关系到世界金融体系的现在与未来。新的对话机制将此前存在的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合二为一。对话层次的提高，意味着中美之间的依存程度和合作程度达到了新高度。

　　毫无疑问，此次对话对于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的演变具有重大意义，对未来中美双方在全球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影响深远。过去25年中，世界经济走完了一轮由美国主导的价值定义、创造与输送路线图，特别是1989年之后，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华盛顿共识”形成，它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深入人心，畅行全球，让发达国家成功处于国际产业链的高端。

　　实际上，“华盛顿共识”也曾数次面临挑战。强势美元几次将危机从美国转移到其他自由金融贸易体，上世纪90年代初逼迫日元快速升值，不到十年又制造了东南亚金融风暴。“9·11”之后，现有的美元体系开始受阻，金融泡沫崩溃引发实体经济崩溃的风险日益加剧。2007年7月，美国知名经济学家林登·拉鲁什向世界发出预警，除非美、中、俄、印四国能够联合起来重塑世界金融体系，否则全球性经济危机将很快到来。

　　2009年，87岁高龄的拉鲁什放言：“现行的世界金融体系已经崩溃，不可救药。”“华盛顿共识”既无法重塑一个奋发向上、不断创新的美国，也无法将世界经济拖出泥潭。

　　相比“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仅是个语义模糊的概念。它是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发表的一篇调查论文，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库珀对“北京共识”的总结未必准确，他仅是创造了一个富有想象空间的词汇，而本轮金融危机有望赋予它真正的价值。

　　中国的表现在衰退中引人注目，它今年有望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上半年GDP增长超过7.1%，这使得它成为世界经济十强中唯一在最近几个月里恢复强劲增长的国家。当人们就奥巴马总统7870亿美元刺激经济计划的效果激烈辩论时，也同时在讨论中国政府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为何能迅速收效。

　　这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微妙讽刺，按照许多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模型，中国经济有太多崩溃的可能，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持续高速发展期，它得益于基于成本比较优势的对外贸易。此增长方式弊端明显，它高度依赖外部市场，看起来欧美的经济衰退必会在中国产生链式反应。然而，中国一直备受争议的资本项目管制发挥了效能，它在危机中迅速启动，引导生产转向内需，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将是带动世界其他国家走出低谷的主要力量。

　　当然，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象征意义可能大于实质成果，它不会是一场庆祝“华盛顿共识”向“北京共识”妥协的派对，而是检验奥巴马如何同中国交往的考试。中国迄今为止大约持有8000 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它是个可悲的美元持有大国，而美国仍在热切期盼它进一步增持，没有人指望一次会谈能消除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深刻分歧。

　　如果说“华盛顿共识”带有显著的美国色彩，则“北京共识”将更具普世意义，它可能成为国际金融货币新体系的发力点，也许旧的金融体系仍会出现小阳春式的回潮，但基于“北京共识”最终会建立起一种对抗色彩较弱的货币关系，太平洋沿岸将会围绕这种正在萌芽的共识形成全世界最大的经济快速增长带，引领世界走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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