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   

　　■本报记者 韩清华 黄舒

　　“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邓小平

　　7月23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在四川省成都市出席“第二届中国成都金融街发展论坛暨中国西部新资本力量峰会”之后，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的独家专访，他指出，国家金融战略过渡期结束后，若无政策上的意外，上海金融市场规模必然会超过香港金融市场。

　　记者：中国政府为什么会选择上海作为国家金融中心城市来进行建设的？

　　夏斌：我在天津的一次会议上曾说过，天津的金融改革不能简单地复制深沪。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由于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背景下，金融市场中各项游戏规则还没制定，初步统一的市场还未形成，以试点为改革的突破口，在计划经济的“边缘”城市深圳，开展各项改革试点。因此出现了全国诸多的“第一家”，如第一家证券公司、第一家股份制银行、第一家股份保险公司、第一家外汇交易中心、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等。

　　记者：国家金融中心城市的形成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世界各国金融中心形成的路径是怎样的？

　　夏斌：到了上世纪90年代，全国金融市场统一的法规、市场初步形成，金融发展战略也在逐步形成中，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经济蓬勃发展。在一国金融市场统一的游戏规则主导下，体现一国金融体系主要功能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交易中心，从世界各国金融中心的形成历史看，必然产生于毗邻经济发达、交通便利、通讯便捷及金融人才相对集中的这样一个城市。

　　我认为，在这样背景下，中国政府选择上海作为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奋斗目标中的国家金融中心进行建设，毫无疑问，是一个正确的战略选择。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全国金融中心基础设施的建设出现了自觉向上海转移的趋势。之后，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货币市场中心、外汇交易中心先后落户于上海。黄金交易所、期货交易中心、银行卡中心等放在上海，各大金融机构进军上海，甚至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也在上海设立了上海总部。

　　纵观世界各国金融中心城市的形成，不管是纽约、伦敦，还是新加坡等地，有两条路，一条是随着经济发展自然而生，一条是政府的有意推动。选择上海作为金融中心城市来建设，我认为是既有国家层面的战略考虑，同时又是上海以及长江三角洲经济实力的必然体现，是政府意图与经济发展趋势两者的结合。

　　记者：从金融学的意义上看，金融中心城市的战略意义是什么？

　　夏斌：金融中心城市的功能，更多地意味着资金的融通集聚，资金价格发现，风险转移，通过这三者可使资金配置更加合理化。要实现这三方面的功能，必然会出现各类金融机构和交易在物理学意义上的集聚，这是前提条件。而这些功能释放的结果，又必然体现为货币市场交易量、股票市值，包括债券的市值，金融服务业在当地GDP的比例，会遥遥领先于其他非金融中心城市。

　　我想解释的是，一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受各种因素制约，也包括非经济因素。金融中心放在上海，也有可能并不意味着所有功能都放在上海。中国金融正在逐步开放中，金融市场功能相当丰富且是多方位的，加上现代通讯技术和其他原因。也许金融市场中某一个非主要功能性市场不放在上海，但这并不影响把上海建设成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定位。这是我个人看法。

　　就这个意义讲，尽管目前在金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上，北京可能超过上海，但我认为从三大功能作用来说，并不影响上海仍然作为中国金融中心城市这一定位。虽然北京在目前GDP中的金融服务业占比上高于上海，但更多的是传统存贷业务及派生业务引起的，而中国金融市场的结构调整仍处于深化过程之中，上海国际金融城市的建设也处在这个过程之中，看问题要看长远些。

　　记者：到2020年，上海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后，香港将不再是中国唯一的国际金融中心，如何协调上海与香港之间的关系？

　　夏斌：制定一国金融战略，首先要把握未来，看清未来主要的挑战环境是什么。目前的中国正处于近200多年来又一次伟大的复兴时期。特别是到2020年左右，大环境是以信用美元为主导的、动荡的国际货币体系没有变，中国资本市场的完全放开和改革仍然处于艰难探索的历史时期，我们既要抓住机遇力争使中国经济长期地高增长，又要保持香港的继续繁荣这一艰难的历史使命。对香港这样一个“一国两制、国内境外”的特殊优势地位，它的未来和发展，应该在国家金融中心的概念下统一思考。也就是说，中国金融中心城市的建设需要在国家金融中心概念下统一思考上海和香港的战略布局。

　　记者：您能否将“统一思考上海和香港战略布局”谈得更具体些？

　　夏斌：在刚刚过去30年的中国金融，是个逐步开放的过程。由今后的大环境所决定，今年的金融开放必然仍是个渐进的过程。从目前到2020年前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过程可以称之为战略过渡期。在这个历史过渡期内，我们有条件可以充分发挥香港作为中国金融开放“桥头堡”和风险“缓冲区”的作用。

　　记者：沪港两地该如何合作？

　　夏斌：在中国内地，尽快推进金融改革和金融自由化，在上海重点发展金融市场，同时适当发展上海美元离岸市场和人民币离岸市场。在香港，配合国家金融战略，重点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抓住这一历史机遇，继续繁荣香港。而香港在当好国家金融战略“配角”、“马前卒”的同时，抓紧研究香港大都市进一步繁荣的升级转型问题。

　　当中国资本市场完全放开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将逼近美国的经济总量，特别是从购买力平价看，2020年后更有这种可能。因此如果政策不出意外，资本市场的完全放开，意味着可以有把握地预计，人民币市场自然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之一，全球最大的人民币金融中心必定在上海，并且可与纽约、伦敦市场媲美，成为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这就是我为什么会说当国家金融战略过渡期结束后，上海金融市场规模必然会超过香港金融市场规模的理由。

　　记者：在金融战略过渡期内，香港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自身建设？

　　夏斌：金融战略过渡期结束后，香港在人民币金融市场方面也许会依附于上海，但会与上海相得益彰。届时，也许港币的命运已经改变，香港与上海都是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但各有分工，各具特色。因此在目前的历史过渡期内，上海要集中精力抓紧推进境内以人民币为主的金融市场建设，支持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做好人民币区域化过程中境内外资金交易“管道”、制度建设和经验积累，充分理解建设好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有助于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

　　同时要充分认识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最终形成，是国家金融战略中政策调整演进的结果，是中国资本项下完全开放以后国际金融市场博弈的结果，是中国市场经济体系最终形成的标志。因此，在借助发挥香港这一个国家金融战略支点作用，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要研制、服从渐进推进的统一法规。在重大政策调整问题上，不可能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独立的立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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