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尹明华文有感及对相关党报的希冀

　　端午节，找了个地方稍事休息，也抱了一大堆文稿、文件需要作业，需要处理。由于《传媒》编辑­部同志交代，6月1日要付印，我就先审看了《传媒》的大样，本期以传媒业应付金融危机为主题，组织了张苏洲、张秉礼、李建国、徐春莲、闫肖锋、王东、崔保国、周鸿铎等一批业内领军人物或学界权威来撰文献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首篇尹明华同志文章中关于要回归报纸本质，回归新闻本质，回归文化方式的观点，拨动了笔者的心弦，引发了笔者的共鸣。

　　尹明华同志说：报纸应该注重培养思想家，新闻应独立地向社会发表见解，提倡一种能够维护自身良好生存状态的文化方式。这实际上涉及到报刊尤其是党报的定位问题。诚然，党报乃至所有报纸首先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它应该忠诚地也是忠实地反映党和人民的心声，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报纸不需要深刻的思想与独立的见解，并不意味着报纸只能扮演一个传声筒和扩音器的角色：恰恰相反，报纸、刊物都应该是有生命的载体，有思想的容器。她应该创造性地反映心声，维护利益，她应通过自己的“绝对理念”的“逻各斯”，来支配对于社会纷纭现象的报道，彰显理论品格和理性品位。一家报纸、一家刊物，乃至一家新的媒体，其信息、资讯的传播力，其实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取决于其文化方式的强弱轻重，而文化方式的强弱轻重又取决于其观点的冲击力及思想的深刻度、思维的精细度，这两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我国党报、党刊及报纸、杂志的完整定位。没有报刊的阵地，思想当然无从谈起，但没有思想与观念的挺立，则报纸的影响力、传播力会是无足轻重的，对于读者则是可有可无的。

　　从报刊与图书的不同性质看，确实在功能上有区别、有分野。报纸是来去匆匆的、广泛辐射的易逝品、易碎品，主要是横向覆盖；图书肩负着积累文化传播文化的重任，其主要是纵向穿越，茶余饭后，读报聊天，岂不惬意，而在卧榻上，还是读起书来带劲过瘾。二者区别，能不承认？但是两者之间并非横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深渊，无数的报纸局部产品成为图书，传承后世；无数的图书内容为报纸所连载，辐射各界，其中的道理就因为差异中存在着同一性。

　　报刊要有思想，报刊社就要培养思想家。思想家和报刊互为推动：是陈独秀、李大钊成就了《新青年》，梁启超成就了《时务报》，毛泽东成就了《湘江­评论》，反过来也可说是这些报刊成就了他们这一代文化大家、思想大家、革命大家。要拥有几个乃至十几个学养深厚、政治成熟、思想敏锐、文笔犀利的思想家、评论家、写作家。没有这支力量的报刊社，建议事不宜迟，及早动手，变被动为主动；有了初步人选，要巩固基础，扩大队伍，形成气候；在培养路径上，可以有长远规划和近期步骤。要求这支队伍，调查研究要深入些，再深入些；读书学习要刻苦些，再刻苦些；同时压担子、交任务，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强调多讨论、善写作，非如此历练，则水平难以提高，笔触难以犀利！须知，无论金融危机如何，这个板块永远是报刊社不可或缺的支点。

　　其实，一家好的报刊社，只有思想家和独到见解也还不够，还得有几分艺术品位，否则也会是“行之不远，后继乏力”。对了，恰好身边有一家机关报内容正确，条目不少，但标题“老实”，版面呆板，明显地缺乏吸引力、感染力。在没有其他媒体的时候，可以聊解寂莫，但读起来也真是提不起神来，不知是定位选择的原­因所致，还是对正确定位实施的偏离所致，抑或是两方面的原­因兼而有之。笔者愿意就此类报纸的改进问题做些促进工作。

　　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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