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笔者在中国5周“踢轮胎”的所见所闻，中美在金融危机中虽然都不能独善其身，但两国的房地产业、银行业、汽车业所受的冲击不尽相同，采取的应对措施、媒体导向和消费者信心也不相同，其最后的结局肯定也不一样。如果不出重大意外的话，中国率先走出金融危机已成定局。

　　刚刚结束了在中国5周的旅行回到公司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总部，首席执行官约翰·玧泽见到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怎么样？”我这次在中国旅行期间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是：“中国会率先走出金融风暴吗？”

　　其实，现在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日益提高，新闻媒体里关于中国的报道篇幅比重颇大，有关中国的消息不但不缺，有时候甚至让人有泛滥的感觉。报道虽然不少，但还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者多，所以公司对我每次到中国的实地考察相当重视，戏称之为威尔逊(我的英文名)的中国“踢轮胎”式调研(英文里“Kicking The Tires”一词起源于人们在买二手车时一边听销售员天花乱坠地胡扯，一边孜孜不倦地用脚踢轮胎来检验车的质量，后来被泛指对事物作多方面的第一手调查)，甚至远在伦敦的公司董事也早早打来电话要“下载”我在中国的所见所闻。

　　而我回答首席执行官的第一句话就是“风景那边独好”。为什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呢？首先让我们比较一下金融风暴的起源地—美国，和中国在面对金融危机时的几个重要区别。

　　房地产业的区别

　　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线。

　　次贷危机，简单地说就是一大批本来不具备还贷能力的买主在五花八门的低利息和当房主的诱惑下误入购房歧途。结果一有风吹草动，无法还贷，或是被银行扫地出门，或是不得不忍痛低价出售，房地产的大泡沫彻底破灭，房价一泻千里，迄今尚无复苏迹象。

　　中国的房地产虽然也受到金融风暴的冲击，但这和以往房地产市场出现的几次起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换句话说，中国房地产的泡沫远没有美国房地产的泡沫来得大，所以受到的震荡也就远没有美国次贷的冲击大。另外，令人庆幸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历过几次起伏，政府、消费者以及房地产开发商都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应对市场调节的经验，走出低谷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严格意义上说，美国的房地产危机是一个信用危机—借了钱不还。很多当初借钱的人根本就没有能力支付头期付款，并且过去就存在有不良信用行为，这些都为日后的房地产留下杀伤力很大的隐患。

　　中国的情况不同，首先是没有那些五花八门的次贷诱惑没有偿付能力的人误入陷阱，借贷者的还贷能力基本健康；二是中国文化里的“冷嘛冷的(是)风，穷嘛穷的(是)债”和“人不死，账不烂”的观念根深蒂固，这就奠定了尽量不借钱、借了就要还的社会基础。这在面对危机时所发生的作用可以透过当年香港的房地产危机略见一斑。

　　1997年香港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受到重创，房地产首当其冲，香港出现数十万富翁变“负翁”的怪现象，可是绝大多数房主咬牙紧扛，令人惊讶地坚持到了今天终于见到房产价值的较大程度的复苏。记得当时公司在香港一家代理的业务经理就是一个典型的“负婆”，她当时买了一套房子做投资，每个月要把工资的一大部分付银行按揭，可是收回来的租金还不足付银行按揭的一半，月复一月，完全是赔本买卖。我笑她是为白白地为银行打工，当我问她为什么不像美国消费者那样宣布个人破产甩掉这个包袱时，她非常惊讶地说：“那我的信用不就全完了？”当时留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这和美国人寅吃卯粮没钱就借、还不出就破产形成很鲜明的对比。

　　所以我认为，美国和中国在房地产方面遇到的挑战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信用的危机，后者是过热市场的调整。

　　银行业的区别

　　美国次贷危机推倒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就是银行业。银行业其实是次贷危机的始作俑者，结果惹火烧身，引发了从雷曼兄弟倒闭而起的一系列银行倒闭和破天荒的政府干预，迄今尚未走出阴影，最近又传来三家银行倒闭的消息(Silverton、Citizens Community和AmericanWest)，致使截至2009年5月初美国银行倒闭总数上升到32家，而2008年已经倒闭了25家银行。

　　前段时间看到一幅漫画很有趣：几个盗贼驾车经过一家银行，其中一个贼说：“继续开，银行没钱！”银行没钱—这就是美国银行业面对的尴尬。美国政府刚刚完成对19家最大银行的压力测试(Stress Test)，其实无论测试结果如何，美国银行业的信誉和形象已经大受挫伤，华尔街不可一世的霸主地位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前些年一直受到西方媒体质疑和攻击的中国银行业倒是在经历了一系列改革，包括从专业银行转型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对不良资产进行政策性剥离、引进战略投资者、登陆国际资本市场等举措之后，凤凰涅槃般地脱胎换骨，大大加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鉴于中国银行业资产目前占中国金融机构总资产的90%以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银行业的稳定健康就等于整个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健康。

　　其实，美国银行业面临的最大危机恰恰还是信用危机，中国银行业则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美国银行没钱，中国银行有钱。不言而喻，美国和中国银行业目前面临的挑战和应对挑战的能力都有着本质的区别。

　　汽车业的区别

　　美国次贷危机推倒的第二张多米诺骨牌是汽车业。4月30日，传来了美国第三大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宣布破产保护的消息。在中国，很多人对曾担任其CEO的李·艾柯卡相当熟悉，李曾用3年时间将当时濒临倒闭的克莱斯勒扭亏为盈，由此名声大振，随后更以一本自传体畅销书《反败为胜》倾倒世界，成为众多中国企业家的偶像和启蒙者。

　　遗憾的是今非昔比，克莱斯勒今天面临的挑战不再是李·艾柯卡那样的偶像式人物可以胜任的，因为它的破产不再是一家汽车公司在战略和战术上的失误和偏颇，而是整个汽车行业多年来狂妄自大、刚愎自用、严重偏离消费者需求的方向性失误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结局的象征。君不见，汽车业巨头中，通用汽车也正在酝酿破产保护事宜，即使目前处境相对较好的福特公司也只是苟延残存，其销售额、市场份额、利润和公司市值都惨不忍睹。2008年，全美汽车销量暴跌18%，2009年的势头更是不妙，从前几个月的情况看，跌幅将要超过2008年，可谓风声鹤唳，一片凄凉景象。

　　美国政府深知汽车行业在美国经济中举重轻重的地位，所以出重拳参与营救，刚刚达成的关于克莱斯勒破产保护的一揽子协议就是奥巴马政府竭力斡旋的结果。

　　美国汽车业的危机其实超越了行业本身的问题，压在这头骆驼上的稻草不少，但是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实还是信用危机。美国车市是个成熟市场，消费群体主要是现有车主，也就是说，销售要靠现有车主的喜新厌旧来维系。而美国消费者购车的支付方式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分期付款的借贷方式。

　　次贷危机从两方面给汽车销售以致命的打击：首先是消费者总是先保房子按揭，房子出问题了当然不会考虑换新车；再就是银行惜贷，车主就算有消费能力也无法获得贷款。这样的恶性循环对于本就体弱多病的汽车行业不啻雪上加霜。

　　中国车市则是个新兴市场，消费者主要是从来没有买过车的新车主，而中国经济近年来的稳步发展使这一新兴消费群体正不断扩大，这可以从各大城市的私家车数量近年突飞猛进中得到印证。2008年，中国的私人机动车保有量高达1.29亿辆，即使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是比2007年有6.4%的可观增幅。

　　除了国内市场，中国的汽车整车和零部件出口近年也随着本土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异军突起，成为出口经济的一个重要动力引擎，并且因为其出口市场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大多为低端产品，受到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截至2008年底，中国共出口汽车68.07万辆，保持了同比增长11.1%的可喜势头；出口金额为96.33亿美元，增幅高达31.75%。

　　由此可见，美国汽车业的问题是行业危机加信用危机，受的是致命伤。虽然有美国政府鼎力相助，其复苏仍将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过程。而中国车市无论就国内市场还是出口市场来看，虽然都面临挑战，但相对而言有远虑少近忧。

　　媒体导向和消费者信心

　　被太多专家和学者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媒体导向和消费者信心之间的重要关系。

　　经济学的最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消费者的行为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未来的信心和看法。也就是说，他们目前在银行有多少存款和是否有工作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自己将来的工作是否稳定和收入多少的预计。毋庸置疑，新闻媒体在人们形成自己的看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美国的新闻媒体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尽管他们都标榜自己的客观性，其实完全客观的媒体根本就没有。所以在这场金融危机中，美国媒体实际上常常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次贷危机到金融业的大崩溃，再到汽车业的轰然倒塌，新闻媒体都可以说是起到了落井下石的作用。

　　他们客观吗？很客观！

　　因为他们报道的都是事实(这一点我比较佩服美国新闻媒体，制度比较健全，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比较高，因而被报道事件本身的可信性比较强)。但是就好像一个城市里每天有几百万辆车穿梭往来，新闻媒体根本就不会关心所有这些正常行驶的车辆，可是如果有一起车祸而且死了人，那么所有媒体马上就会争先恐后地报道。这是他们的职责，本来无可非议。但是在经济危机这样一个多方位出现负面消息的特定场合，这样的客观报道其实就造成了不客观的效果和错误舆论导向。

　　前面提到的漫画作者有另一幅漫画很有代表性：儿子躺在床上对父亲说：“老爸，鬼节到了，今晚给我讲一个恐怖的故事！”父亲随手拿起《华尔街报》读起来—那上面全是恐怖的故事：裁员、失业、银行倒闭、工厂关门。

　　3月的一天，NBC电视台的名主播布莱恩·威廉斯(BrianWilliams)在《晚间新闻》播出结束时说，有一个观众写信给他抱怨：“我们知道情况不好，可是新闻报道让我们感到颓废和沮丧，我们好像是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下爬行。”另一位观众则希望布莱恩每天分别用一则好消息开始和结束他的《晚间新闻》以提高民众的信心和情绪，因为媒体上除了坏消息还是坏消息，令人不堪承受。布莱恩·威廉斯最后呼吁观众为他提供一些好消息。结果两天内，好消息如同雪片般飞来。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是有很多正面的东西，但是它们被新闻媒体遗忘了。

　　中国的新闻媒体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媒体形式趋于多样化，尤其是互联网获得急速发展；报道内容广泛化，从纯粹的意识形态到兼含非意识形态等等。这些变化大大提高了中国新闻媒体的能量，尤其是应对重大政治、经济、军事和突发事件的能力和影响力。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媒体还有一个基本不变的特色，就是“八分讲成绩、讲光明、搞表扬，二分讲缺点、讲阴暗面、搞批评”(胡耀邦语)。恰恰由于这报道中的八二比例，中国消费者的信心和心态要远远优于美国的消费者。其实，美国人非常懂得在应对这一重大危机时民众信心的重要性，很多有识之士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场关于信心的游戏”，但无论美国政府还是新闻媒体，都在这场信心游戏中表演拙劣，好比是在车流密集的高速公路上开错了方向，既不能减速又不能调头。

　　依笔者之见，在这场信心游戏中，中国媒体配合政府打出了一系列的好牌：既避免了以往不透明的弊端，切切实实地报道了国际金融危机可能带来的危害，又没有忘记鼓舞人心。依笔者在中国5周“踢轮胎”的所见所闻，中国老百姓、公司和政府机关的信心颇高，甚至颇有点危难之时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感觉，和美国民众的颓废和沮丧情绪形成鲜明反差。

　　当然，中国有中国的挑战，主要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消费市场严重萎缩的情况下，出口大幅度下滑。这是重创，却并不致命，以我对中国出口企业的观察，虽然有大量的企业倒闭，但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三大引擎之一的功能完好无损。如果抓住这个机遇休养生息，练好内功，加上政府的扶持和保护，待到经济复苏之时再现雄威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纵观中美两国面对金融危机的四大区别，再回到“中国会否率先走出金融风暴”的问题，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虽然变平了，但是中美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仍存在巨大的差异；他们在金融危机中虽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但其所受的冲击不尽相同，采取的应对措施不同，最后的结局肯定也不一样。如果在经济复苏的道路上不出现重大意外的话，中国率先走出金融危机已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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