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俊生

　　国企高管薪酬将有全面的制度约束。日前有报道称，一个针对各类国企高管薪酬进行统一规范的系统制度，已经基本制定完毕并正在征求各方意见，有望在近期由国务院审批通过后出台。据牵头制定有关方案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知情人士介绍，新规将对国企负责人的薪酬结构、水平、考核发放、列支与管理、补充保险与职务消费等内容进行统一规范。

　　国企高管薪酬近年已成为引人注目的一个社会话题，在全球金融危机到处蔓延、我国经济受其拖累出现严重下降的当下，国企高管所享受的天价薪酬更是饱受非议。改革国企高管薪酬，我认为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我国国企高管薪酬制度是应该立足于中国国情，还是要努力向所谓的“国际标准”看齐？

　　这个问题之所以必须提出，是因为我国目前的国企高管薪酬制度，基本上是从国外舶来的，而且在国企高管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国外的大型企业普遍对高管实行薪酬激励，并且这种激励措施大都是由企业董事会自行决定的，政府一般不加干涉。但这有一个前置条件，就是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企业通常已经实现完全市场化，高管是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机制才出现的。而在我国，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竞争并未充分展开，特别是一些大型央企，基本上是依靠政府所赋予的行政权力垄断了市场资源，国企高管的选拔也不是通过市场，而是由政府委派，他们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具有政府公务员身份。在这样一种制度路径下，国有企业所取得的绩效，并不完全是国企高管个人的禀赋所致，而更多地依赖于政策倾斜。在这种情况下照搬国外的薪酬制度，完全无视具体国情，这是国企高管薪酬引起强烈批评的一个根本原因。

　　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向海外拓展的步子迈得很快，特别是一些央企通过发行H股等形式，披上了“国际化”的外衣。但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一些央企竟然把提高高管薪酬作为“走出去”的一个先决条件。这里有必要引用前不久报道的中海油董事长傅成玉的一句话，他在面对公众对他领取天价高薪的质疑时说：“如果我们收入太低，独立董事不放心，投资者当时对中国公司都不放心，说你们收入这么低，怎么管好我们的钱？”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其实完全是在自欺欺人。前不久美国AIG在得到了政府救助资金以后向高管发放天价资金，激起了民众的愤怒，事情甚至吵到国会，可见海外投资人并不是一味地推崇高管高薪制，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企业只要利用了政府的好处，就必须接受民众的约束。海外投资人之所以能够对我国国企高管的高价薪酬没有意见，只是因为他们不是我们国家的纳税人罢了。据傅成玉透露，中海油高管拿的高薪中，有相当部分作为捐赠上交给了上级部门，他们实际上拿得并不多。但是，如果中海油的这套模式是我国国企高管在领取高薪后的普遍性安排，恐怕只会引起海外投资人更大的疑问，将属于全体投资人的公司收益通过高管薪酬这个途径转移出去，这客观上造成了国有股股东对其他类别股东权益的侵犯，是为公司治理制度所不允许的。

　　国企高管薪酬改革之所以成了现实语境下的一个难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有关方面无视具体国情，无视我国国企所处的特殊市场环境，盲目地照搬国外企业的管理制度，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选择性照搬”。因此，目前对这种现象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去除在这方面的“崇洋”情结，根据我国国企的现状，建立起一套与中国国情相匹配的国企高管薪酬制度。长远来看，则必须对我国国企进行制度改革，把它们从政府的“保护伞”下解放出来，使其走上彻底的“市场化”之路。

　　(作者为财经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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