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克鲁格曼回家好几天了。可是附着在克鲁格曼身上的商业活动，还在中国继续。

　　这些天，一则题为“‘牛奶先生’对话克鲁格曼”的文字广告，醒目地在国内多家报刊连续出现，其中写道：“作为全球经济大师，克鲁格曼中国之行受到了主办方的盛情招待。如接待用车是全新×××的豪华轿车、饮用牛奶是中国高端牛奶×××、信息方面也是全程3G服务……衣食住行全部是中国甚至国际顶级品牌。当得知×××的专属牧场执行的是‘零排放’的绿色生产标准，克鲁格曼盛赞：我爱有营养的牛奶，更爱绿色的牛奶！”

　　这样不加掩饰地傍着名人自我标榜，是否电影《大腕》中“好莱坞大导演泰勒”的葬礼被广告淹没那一情景的现实版本？

　　“这回的活动，商业气息过于浓重，克鲁格曼讲演中比较精彩的学术内容倒被遮掩得难以辨识了！”“克鲁格曼中国周”的不少亲历者，都有相似看法。商业的力量早已渗透进学术活动的领地，而过度的商业化炒作，正在把学术逼向窘迫的境地。

　　商业并非学术的天敌

　　在市场经济的形势下，学术借用商业手段之力，改变自己“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传统，可以更好地被普及到社会公众之中。比如一本《货币战争》的畅销，对于普及金融学基本知识，毕竟是有益的。经济学之所以能演变成“经济学帝国主义”，也是市场经济充分发展起来之后，社会公众对经济知识迫切需求的反映。前不久曝光的国内经济学家从1万元到12万元不等的出场费排行榜，某种程度上正是市场竞争的产物，有人出价，有人付钱，属于“周瑜打黄盖式”的两厢情愿，旁人不必苛责。

　　在美国，克鲁格曼得享盛名，除了学术成就外，也同商业的助推不无关系。他在《纽约时报》上的专栏文章，严格意义上并不能同扎实严谨的学术研究画等号，却能使他进入普罗大众的视野；他的《流行的国际主义》一书当年行销120万册，也同畅销书宣传惯用的“打书”、讲演等手段相关。这种种的商业助推，对于更广泛地传播学术观点，吸引公众关注一些“严肃话题”，开阔思路启发思考是有好处的。

　　过度商业化使学术出位

　　然而，商业化一旦过度，只会使学术变味。我们常常看到，不少商业化的学术讲演活动，真正想听的大学生进不了内场，而在场的听众未必对讲演内容感兴趣。不久前某名牌高校办一个学术论坛，与会嘉宾都是某保险公司请来的，相关专业的大学生和青年教师只能在过道席地而坐，而到了论坛中途，嘉宾们就已纷纷离席。这次克鲁格曼到上海交通大学讲演前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有关方面说只能提供50个座位给管理学院的本科生，在校方坚持下，才最终保留了二楼的180个座位。而在北京大学的讲演中，不断有经纪公司的工作人员带着手持VIP贵宾票的迟到者入场，即使座位已满，仍要求已在“嘉宾席”就坐的听众让位。这些行为，同学术普及和知识传播的本意渐行渐远。

　　除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则颇具“黑色幽默”意味的广告，“克鲁格曼中国周”活动中还有过这样一个场景：国内知名的中粮集团，把它的“中粮君顶名人会全球领袖会员”的头衔授予克鲁格曼。“全球领袖会员”是个好东西，克鲁格曼的身份也是好东西，但把两者捆绑，是否会同时伤害了两样好东西？

　　经济学者要认真自我定位

　　在“克鲁格曼中国周”的广州站，聚光灯下，克鲁格曼表情严肃地手拿两盒某品牌的牛奶任由记者拍照。对于商业化了的学术圈的潜规则，他倒也心领神会。

　　拿了出场费，能为听众提供有价值的见解，本无可厚非；但现实情形是，对经济问题乱开药方的讲演人不少。在不久前一次有关医改的研讨会上，就有国内某知名经济学者语出惊人，说“看病难是因为看病价格还太低”。这个经济学者，在医改研讨会上发过言，半个月后跑到一个经济法论坛上发言，隔一周又在防范经济犯罪的国际合作论坛上发言……他莫非是“全科医生”？

　　“现在，资本对学术的冲击很大。”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陈宪不无感慨。他认为，经济学者应当对自身角色认真定位，参加商业化活动、拿点出场费也许无可非议，但学者更应承担的工作，是为公众普及知识、向学生传播知识、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出谋划策，这些都不应该掺杂“经济考量”。

　　本报记者  姜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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