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秋生

　　提高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的份额有两个途径，一个是提高单位劳动的价格(工资)；一个是增加劳动的使用数量(就业)

　　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所占份额下降必然导致消费率下降

　　消费率是指一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它测量一国消费需求的大小。长期以来，中国消费需求始终不足，消费率一直低于其他许多国家。2007年，中国消费率为48.8%(《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第54页)；美国为85.8%，英国为85.4%，意大利为81.0%，法国为79.1%，德国为74.1%，日本为71.4%，巴西为77.8%，俄罗斯为70.2%，印度为62.8%，韩国为70.0%，新加坡为67.3%，中国香港为64.8%(根据《数字中国三十年》中数字推算)。而且，动态地看，中国消费率持续下降。1981—1985年平均为66.4%；1986—1990年为63.9%；1991—1995年为60.1%；1996—2000年为60.2%；2001—2005年为56.8%；2006—2007年为49.4%。1981年最高，为67.1%，2007年降为48.8%，下降了18.3个百分点(根据《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第54页数字推算)。

　　中国消费率之所以偏低并持续下降，原因可能很多，但国民收入分配方面的原因是不可忽视的。劳动报酬所占份额偏低，是长期以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突出问题。数字显示，1995年以来，中国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的份额呈现快速下降趋势。从地区数字来看，除了上海市大致保持不变以外，内地其他30个省市区，劳动报酬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大部分省份的下降幅度还比较大。劳动报酬是决定家庭消费的根本因素，家庭消费是国民消费中最大的部分。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所占份额的下降，必然导致中国国民消费率的下降。

　　提高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份额的途径是提高单位劳动的价格(工资)和增加劳动的使用数量(就业)

　　提高中国消费率，必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报酬所占的份额。实际上，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的份额，是由劳动的价格(单位劳动的报酬)和生产中劳动的使用量决定的。劳动的价格决定于劳动的相对数量，劳动的使用量决定于经济增长的模式。相对于其他要素(如资本、土地)来讲，中国劳动人口众多，因此劳动的相对价格就会较低，其他要素的相对价格就会较高。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要素价格是扭曲的，劳动的价格(工资)相对偏高，资本的价格(利息或利润)相对偏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原来被扭曲了的要素价格开始恢复，即劳动的相对价格逐渐下降，资本相对价格逐渐提高。另一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在逐渐转变，资本技术密集程度不断提高，劳动密集程度不断下降，GDP生产中劳动的使用量相对地不断减少。数据显示，1996—2000年GDP年均增长率为8.6%，年均增加就业人数为804万人；2001—2005年GDP年均增长率为9.5%，年均增加就业人数为748万人，年均减少56万人。平均就业弹性系数，即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就业增长的百分点在持续下降。1996—2000年为0.13,2001—2005年为0.11,2005年下降为0.08(根据《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数字计算)。正是受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不断下降，资本收益的份额不断上升。因此，提高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的份额，有两个途径。一个是提高单位劳动的价格(工资)；一个是增加劳动的使用数量(就业)。表面看来，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的价格主要决定于劳动市场的供求，即劳动的相对数量，而主要不决定于政府(除了个别)。但实际上，劳动的价格并不完全决定于劳动力的数量，还与劳动力的质量有关。而劳动力的质量决定于教育、培训和卫生，因此，政府应大力发展教育、提供职业培训、改进卫生条件，以便积累人力资本，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价格。另一方面，政府还应该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增加就业。

　　在二次分配中提高家庭的可支配收入

　　税收和补贴是实现二次分配的主要手段。因此，一要改革工薪所得税税制。具体包括，减少纳税等级，降低初始边际税率，同时在保持最高边际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对特高收入者征收所得税附加，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二要进一步提高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如中西部落后地区大部分农村居民，以及城市中低技能劳动者、失业人员、养老金偏低的退休人员等。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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