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海油被社会舆论推上风口浪尖：一方面众多媒体直指中海油董事长傅成玉领取千万年薪，舆情汹汹；另一方面，中海油紧急澄清：千万年薪仅为“名义”收入，傅成玉实际所得大相径庭。最后连国资委也搅入局，出面解释傅成玉的薪水根本没有那么多，其薪酬由国资委按照其工作业绩予以制定。

　　至此，中海油高管拿没拿到千万年薪，事实已经基本清楚。而社会依然有一些批评声音。我们可以冷静分析一下，如果说涉嫌诚信问题，而事实是中海油年报经过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董事会又确实执行了薪酬方案，指责做“假账”未免言过其实、不符实际。如果说是高管“立牌坊”，那么在媒体发现之前，中海油已经上市8年之久，高管层从没向外界透露自己把高薪捐了出去，消息都没公开，自然谈不上故作姿态、沽名钓誉。显然，外界的许多批评声音打歪了靶子，弄错了方向。

　　那么问题究竟从何而来，又该如何看待“名义”的千万年薪？如果脱离国企改革的历史大背景、艰难过程和现实的中国国情，讨论此问题难免导致“求全之毁、不虞之隙”。  

　　中海油薪资问题折射出当前一部分海外上市的国有企业最常遇到的问题。即：作为海外上市的公众企业，公司的薪酬方案必须经过董事会、股东会的层层讨论和批准，通过了就是高管层与企业股东形成的契约，从法理上讲不存在“名义薪酬”一说，就可以像深发展银行董事长法兰克？纽曼一样，坦然接受千万年薪。而作为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接受千万薪酬确实与中国的社会情况不符，招致怨言也在情理之中。因此，从中海油的声明中我们就看到，从2001年上市的第一天起，中海油的高管层就把董事会批准的收入捐给了母公司。可见，从设计薪酬制度之日起，中海油的高管层就已做好心理准备，要把高薪捐出去。但一个“捐”字在整个薪酬事件中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和批评的靶心，也折射出类似中海油这样治理严谨，业绩优秀的公司，其高管却不能接受由董事会制订的薪酬的尴尬处境。

　　从国企改革的路径和方向说，归根结底是调动企业家和员工的积极性，建立责、权、利相对应的体制、机制。可中海油高管所受的“夹板气”、社会舆论的激愤提醒我们，不能一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边靠着企业家的“觉悟”，平息社会的不满。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妥协只能是一时和暂时的，长此以往，势必背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初衷，动摇人们对于“契约”的信心。我们必须正视国企改革中“名至而实不归”的问题，完善配套机制，还是那句话：停顿与倒退没有出路。

　　人们对于央企高管高薪的怨言，很大程度上源自：央企的效益来自“竞争”还是“垄断”；央企高管的选择，是“暗箱操作”还是“市场选拔”；央企现代企业制度的运转，是“徒有虚名”，还是“真实运行”，等等。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解决，类似中海油高管薪酬的争议还会持续下去。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我们应该加快行动，没有任何理由视而不见。

　　这次中海油充当了国人发泄心中不满的“替罪羊”，下一个又会是谁呢？(刘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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