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川

　　谁来回答“国企赚的钱”都哪儿去了》，这是近日网上转载率很高的一篇文章，核心内容就是为什么三家大国企一年赚3000多亿，只上交国家200多亿。现状之下，国企利润究竟流向何处？国有企业全民所有，究竟又该在利润上如何体现全民所有？(4月16日央视《新闻1+1》)

　　不妨借用朱自清先生当年的这句夫子自道，来描摹国民的心理感受———“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一边是三家大国企数以千亿的利润，一边是寒酸的10%上缴比例，换言之，当一些央企在饕餮狂欢的盛筵时，我们几乎什么也没有。

　　据悉，从1993年到现在，我们国企积累的未上缴的利润有几万亿元，试问这些天文数字的利润流向哪里了？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接受采访时称，剩下的90%用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用于支付改革的成本以及其他实实在在的一些需求。显然，这一回答过于笼统和暧昧。具体有多少用于扩大再生产？又有多少用于支付改革成本？除此之外的利润具体流向哪里？对此相关部门语焉不详，公众茫然不知。

　　其实，这些利润还有一项即是自肥。数字显示，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垄断性国企上交给国家的利润是封了顶的，即10%，但其高管收入在今年以前是不封顶的。显然，如果继续坐视央企将大部分利润预留，“央企吃肉，社会喝粥”的现象只会愈演愈烈。

　　与国际上一些国家相比，利润上缴比例最高10%委实太宽松、太敦厚，以至有人戏称国家是“仁慈的君主”。据报道，新加坡国有企业分红主要考虑现金流(即折旧前盈利)，分红水平高的达到盈利的80%-90%，一般为盈利的1/3至2/3。而且国际上的通用做法是，国有企业要将利润转给财政部门，由财政部门进行支配，或用于公共支出，或用于返还企业，而不是像我们的国企那样直接“扣留”。

　　是时候该彻底结束“央企吃肉，社会喝粥”了。如何结束？笔者认为，最需要调整的即是目前10%的比例，至于如何调整，则需要把握一个度。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研究员杨志勇曾提到“红利悖论”——— 国家少拿了，国家的所有者权益不能得到充分的保证；国家多拿了，企业的发展后劲可能受到影响。显然这就需要把握两者的平衡点，但就当下而言，利润上缴比例最高10%实属过低。当然，调高上缴比例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需要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准入领域，引入竞争，真正让民营企业进入垄断领域。

　　一味沉醉于天文数字的狂欢当中，而不去追问国企利润能否惠及于民，数字狂欢终究只是纸上富贵。如果不探究高增长背后的真相，不剖析高增长背后的隐忧，这种高增长假以时日必将流于虚无，因为许多央企的利润是建立在垄断基础之上。最关键的是，如果继续容忍央企截留高额利润，就会撕裂民意、造成社会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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