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经济比较研究所博士 叶玉

　　2008年下半年以来，各国政府纷纷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缓解实体经济下行压力，同时也加剧了人们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担忧，近日闭幕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各国政要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是，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日益加大恰恰意味着这种严重扭曲全球市场资源配置的行为正在日益蔓延，并延缓经济复苏的进程。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更加不能坐视贸易保护主义蔓延，如何应对它的影响成为关注焦点。   ——编者

　　1　贸易保护主义出现4大新特征

　　问：目前有蔓延趋势的贸易保护主义与之前相比有什么新的特征？这些新特征会产生什么后果？

　　答：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反全球化现象已非朝夕之事，根源在于近10年来新兴大国地位上升对既有国际体系形成挑战，与20世纪70年代欧洲、日本的崛起对美国霸权的挑战所引发的保护主义浪潮一脉相承。但经济危机的爆发使该势力进一步加剧，并表现出新的特征：

　　罕见的金融保护主义肆虐

　　当前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各国“救市”措施中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金融危机爆发后，各类金融机构纷纷撤资，国际资本市场濒临冻结。西方国家政府被迫对银行体系实施救援，但多将外国分支金融机构排除在外，并且以受援机构撤回外国投资、对国内市场放款甚至是雇佣本国专业人员为条件。这会扭曲全球金融服务市场秩序，尤其对严重依赖外资的国家无异于雪上加霜。比如中东欧国家约80%的银行资产归西欧银行所有，西欧银行出现问题，连累中东欧国家一起出现危机。如此规模的金融服务贸易保护主义，或资本、信贷的保护主义，为正常经济条件下所鲜见。英国首相布朗于年初达沃斯论坛上对此表示严重关切，但在对苏格兰皇家银行等进行救助时，同样坚持本国放贷优先和雇佣本国人。

　　保护重点向汽车等行业转移

　　随着各国危机干预措施向实体经济拓展，贸易保护主义威胁日益明显。发达国家农产品补贴历来是货物贸易保护主义最突出议题，也是多哈回合谈判久拖不决的症结所在。但在当前，钢铁、汽车等行业由于受灾最重、受援最多，因而成为新的保护主义措施密集的领域。美国刺激经济方案中基础设施投资“购买国货”的条款成众矢之的。美国、加拿大、瑞典、德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阿根廷、韩国等实施了规模不等的汽车业救援，总额达480亿美元左右。各国同样集中于救助本国的企业、解决本国人的就业，从而可能严重削弱市场配置相关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典型的例子是法国雷诺汽车为获得政府救援，将部分生产线从斯洛文尼亚迁回法国。

　　保护手段出现“南北差异”

　　外部需求下降、融资困难使不少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加强对国内市场的保护。但相对于发达国家大把的补贴而言，发展中国家倾向于采取提高关税的手段，比如根据WTO的信息，印度提高了某些钢铁产品关税，厄瓜多尔将940种产品的关税提高5%-20%不等，俄罗斯亦提高部分汽车的进口关税等等。这是因为，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较发达国家具备更多的合法提高关税的政策空间，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相对缺乏融资能力和渠道，提高关税可为其筹集更多的资金以缓解财政压力，同时保护其国内市场和就业。此外，世界银行的监测显示，2008年下半年以来，反倾销调查的平均数量及裁定征收反倾销税的案件比2007年分别上升15%和22%，与前几年的缓和之势亦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中大部分亦是由发展中国家发起的。

　　新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竞争性货币贬值

　　标榜“公平贸易”、以“绿色”“安全”等为标签实施的技术性贸易限制，亦有可能在危机时期进一步加强。比如，美欧国家为促使发展中国家于后京都时期开始承担实质性减排义务，提出对来自非义务国家的产品进口实施气候变化边境碳税调节措施，是今后相当一段时期最令人堪忧的贸易战导火索之一。此外，美联储回购大量美元国债、瑞士购入外币阻止其货币升值等最新动向，引发人们对各国实施竞争性货币贬值的忧虑。这一担心若成为现实，无疑会使得贸易保护主义威胁进一步升级，并且更为复杂化。

　　2  WTO规则仍是遏制保护主义的重要手段

　　问：针对这些贸易保护主义的新特征，在全球范围内有何应对方法？

　　答：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新特征，各国还是需要标本兼治。所谓“治标”，是指充分利用WTO体制监督和约束各国的保护主义行为；所谓“治本”，是指各国加强危机干预措施协调，促进经济早日复苏。

　　一方面，应该承认，WTO规则及其实施机制远未臻完善，或者处于灰色地带，难以成为遏制保护主义的“速效药”。比如在关税领域，WTO成员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际适用的关税常常远低于其承诺，这意味着不少成员国可以随时提高其关税保护水平。最新研究表明，若各国均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实际适用关税率，则全球平均关税水平将提高一倍，使全球贸易值降低约8%。非关税领域的灰色空间更大。以WTO体制为例，反补贴规则并不适用于服务贸易，因而政府对金融系统的救助缺乏有效的国际法约束。即便一些国家违背国际条约，亦由于信息不完全性，或国际法救济的滞后性、软弱性而难以及时、有效地受到制止。

　　但不容质疑的是，WTO体制仍是各国默认的保护主义底线所在。至今尚没有哪个国家公开背弃半个多世纪形成的自由贸易规则，而是尽可能地寻求所谓“合法的保护主义”，或称“巧妙的保护主义”，恰恰说明了现有规则并未失效。美国府院最终达成的经济刺激方案明确，应以与美国所承担国际义务不相违背的方式实施，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根本而言，全球化下的复杂性相互依赖是确保规则效力的真正基础，因为任何国家过度短视的保护主义行为均可能适得其反。“大萧条”时期各国“以邻为壑”的做法给人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

　　另一方面，各国携手促进经济早日复苏是遏制保护主义的根本之道。归根结底，贸易保护主义可以说是各国应对当前贸易融资困难和外部需求下降的本能反应，也是各国奉行凯恩斯主义应对危机的自然产物，甚至是被凯恩斯本人明确纳入其政策主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早日复苏方是最根本的“解药”。因而，政府仍会继续积极利用货币和财政政策，促进金融系统恢复流动性、刺激社会总需求增加，但是应加强相互间的协调，增强政策有效性。考虑到国际协调的难度，当前应有重点、有选择地推进协调进程，加强美、欧、中等大国之间的协调，以及重点加强金融、汽车等“重灾”部门的政策协调，同时亦要加强与市民社会的有效沟通，疏导保护主义的幕后推力。

　　3  中国应多管齐下捍卫自由贸易体制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已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但是中国实体经济体系的对外依赖度较高，对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也更加敏感。因此，中国在坚持苦练内功的同时，如何联手国际社会遏制保护主义蔓延十分重要。

　　首先，应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危机干预政策协调。一是财政政策的协调。2008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货物贸易出口国，并且已经深切感受到危机影响之重，近几个月以来出口同比连续出现两位数下降。中国是世界上财政政策支持力度最大的国家，以缓解外需下降的压力，因而对各国配套实施相关政策具有重要的利益。

　　二是货币政策的协调。相对而言，中国虚拟经济体系的开放较为审慎，外商直接投资、金融市场虽然亦会受到全球信贷紧缩的影响，但是国内银行体系相对安全。但是中国应密切关注各国汇率政策走势，尤其是美元发展与美元资产的安全性，呼吁相关国家采取负责任的做法，防止出现竞争性汇率贬值引发的贸易战。

　　其次，充分利用WTO各类有效机制。对WTO规则的利用应“软硬兼施”。一是积极支持多哈谈判尽快恢复。即便有不少人提出多哈谈判并不能有效抑制“救市”带来的保护主义行为，但是，这是发出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信号的重要平台，具有很强的旗帜意义。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美国“购买国货”条款以不违背国际条约的方式实施，而中国尚未加入WTO体制下的《政府采购协定》，因而“有苦难言”。中国或许应该重新考虑相关条约的利弊得失，寻求更全面的外部法律保护。

　　二是有效利用贸易政策评审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前墨西哥总统、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塞迪略鲜明地指出，当前我们需要的是“严厉的爱”，领导人的高调承诺多会因国内政治压力而沦为空头支票，而具有可信度的威慑是阻止保护主义的最有效办法。中国依然是目前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最严重的国家，应继续加强相关规则的监督和实施。

　　最后，应趁机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树立自身的自由贸易卫士形象。应该说，很少有人怀疑中国捍卫自由贸易的立场，但是，树立自由贸易卫士的形象并非易事。中国为应对危机出台的产业振兴规划、出口退税调整等政策动向均具有外溢效应，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认为，自2008年底G20华盛顿峰会以来，只有3个国家未出台新的限制贸易的措施，而中国并未幸免。

　　不过，最近受到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收购汇源果汁遭到商务部否决一事，外界有评论认为中国政府释放了一个投资保护主义的信号，更有甚者将之与2005年中海油竞购优尼科失败相提并论。相关发言人出面澄清，该否决是商务部依据反垄断法审查决定的，意在保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与我国外资政策无关，亦与贸易保护主义无关。其实，此案引发非议，根本问题不在于结论如何，而是程序和方式，它留给别人最大的口实在于透明度不够，公布的决定过于粗线条，因而极易引发误解与猜疑。因此，相关决策者在斟酌出台新的措施时，应始终抱着全球化视野，既把握自身的政策原则，又要充分预估国际社会可能作出的反应，尽可能提高决策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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