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选择的首先是救经济，而不是简单地救机构或者市场。美国的刺激方案可能更适用于中国，而中国的刺激方案更适用于美国

　　□ 傅 勇/文

　　近日，国家总理温家宝号召全体中国人用暖心来暖中国经济。在美国经济仍在恶化的背景下，我们的心要变暖，就需要摆脱从大洋彼岸投射而来的阴影。

　　尽管表述不同，中国领导层事实上提出了一个中国版脱钩的预言：中国经济应该实现率先复苏。也就是说，要领先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好转。近期的数据和市场情绪已显示了这种苗头。与中国陆续见底的先行指标相反，美国房市就业等数据仍在下挫。美联储日前将今年国内经济的增长率下调为－0.5%至－1.3%，而此前预计为－0.2%至－1.1%。对比中国很可能保住的8%，我们可以暂时忘记正在苦苦挣扎的美国。

　　奥氏新政过于渺小

　　忘却美国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美联储给出的这个悲观估计时，已经考虑到了政府刚刚推出的，以及将来可能继续推出的大规模刺激经济和稳定金融的方案。经过漫长的讨论修订程序，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已丧失了提振市场的效力，并已被预期充分考量。

　　虽然不少人看好美国政府层出不穷的财政金融救助创新方案以及稳定房市的针对性举措，并认为它们正在越来越接近问题的核心，但这不会改变美国经济衰退的命运。没有这些新政，美国的衰退会更严重，持续时间会更长，但这不意味着有了它就能消除衰退。

　　其中的关键点在于，奥巴马看似宏大的经济刺激方案，事实上还过于渺小。这一点在同罗斯福新政的比较中变得显而易见。

　　罗斯福新政的实施使政府支出急剧上升，从1916年的不到7亿美元增加至1936年的90亿美元，占GNP的10.2%。这使得美国政府财政负债上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从1932年占GNP 16%上升至33.6%，其后又超过了40%，这一水平一直维持到二战爆发。

　　从支出规模的财政收入占比来看，奥巴马财政刺激计划支出占2008年财政收入的1/3，但罗斯福新政的支出则占政府收入的165%，5倍于前者。

　　从支出规模占GDP的比重来看，奥巴马的财政刺激方案大约将近6%，而1933年罗斯福设立的公共工程署支出33亿美元刺激经济，便占据了当时GDP的6%；此外，第二阶段新政中的工程振兴署雇用200万个家庭，其48.8亿支出更占据1935年GDP的6.7%。这两项开支占GDP比重已是奥巴马财政刺激方案的2倍。

　　正是基于这样的比较，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才多次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将刺激规模扩大为现在的两倍以上。

　　凯恩斯主义对中国更有效

　　忘却美国是因为我们还无法指望美国的消费者继续购买庞大的中国商品。虽然中国等顺差国仍在购买美国国债，但美国的金融产品已经失去市场，国际资金的回流也就丧失了一个关键渠道，美国家庭自然再也无力透支消费下去。

　　最近在接受采访时，斯蒂芬·罗奇认为中国同样会遇上大麻烦。他认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避免于这次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包括中国这个长期保持最高适应力的经济体。有着“末日博士”之称的鲁比尼教授对中国也持类似悲观观点。罗奇和鲁比尼在一定程度上当然是对的。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率已经从最高峰时的13%下降到7%以下，跌幅接近一半。

　　问题在于，既然中国生产并借钱给美国消费的模式已难以为继，我们就更应该忘却美国，更多地依赖自给自足。

　　考虑到经济总量规模的差距，中国刺激的手笔要远大于美国。如果把地方政府庞大的投资计划计算在内，美国政府就更是难以企及。这是我们可以不顾美国率先复苏的重要支撑力量。理论上说，绝大多数政府刺激措施都会面临低效率问题，但在危机时刻，凯恩斯主义注定会成为我们的救危稻草。只要政府能够调动起足够的资源，经济就能避免深度衰退。在这一点上，中国拥有显而易见的比较优势。这也是使得我们可以忘记美国衰退，保持适度增长的底气来源。

　　中美可互相借鉴刺激方案

　　中国经济过去从美国学到了很多，现在老师出了问题，但没有必要彷徨失措。至少在当前应对危机措施的力度和时效性方面，中国走在了美国的前面。面对危机，中国选择的首先是救经济，而不是简单地救机构或者市场。美国花了很长时间，才将刺激经济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不难看到，在刺激方案的细节方面，中美还是存在明显的相互学习的空间。

　　在美国接近8000亿美元的刺激总额中，只有四成左右的资金用在了基础设施等投资上，除了大规模减税，还有大量资金被用在了转移支付、公共卫生、社会救济以及信息技术等方面。减税是旨在试图维持美国鼓励消费的经济模式，从长期来看是有问题的，而列在转移支付中的大量开支，则是为了确保这个方案能够顺利通过。为了赢得选票，用于投资的规模一再缩小，这抑制了刺激方案本来应该发挥的效力。

　　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力总是大于减税和转移支付。在美国，家庭的消费率很高，这意味着投资乘数会相当大，应该增加投资和公共工程的投入才是美国刺激方面的重点。

　　美国的刺激方案可能更适用于中国，而中国的方案则恰相反，更适用于美国。中国从上到下，对投资的热情高涨，但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领域却没有争取到必要的发展资金。这一点在过去长期存在，也是当前刺激方案给人的突出印象。众所周知，中国经济模式问题在于投资相对消费过多。政府应该将资源更多地下放到家庭，提高居民收入，改善社会保障，就像美国的刺激计划那样。

　　正如温总理所言，中国为应对更大的困难预留了充足的弹药。我们看到，今年设定物价上涨的目标为积极的宏观政策留下了充足的空间。当前在信贷和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出现了强有力的反弹。但笔者要强调的是，我们还不能因为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带来了某些指标的改善而过早乐观。在1998～2003年的通缩期，经济增长一直保持在7%以上的高位，而M2增速也都在12%以上。也就是说，正的货币供应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并不意味着通缩不会发生。

　　对中国而言，经济的复苏力量必须来自私人部门。各项政策能否帮助私人部门阻断投资消费收缩的链条，将决定着实体经济何时迎来持续复苏，也是防止不进入典型性通缩的关键。上一轮反通缩中，政府在稳定经济过度下滑上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但私人部门仍经过将近五年的时间才开始走上自主扩张之路。

　　当前我们又面临同样的时刻。应该说，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的私人部门和家庭消费已具备了更广阔的拓展空间。美国的有关计算显示，经济刺激计划中90%的新就业将由私人部门创造。中国私人部门的作用要小一些，但也占绝对大比重。而在家庭方面，我们的很多消费还处于升级换代的初级阶段。这方面有着坚实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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