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一年前，人们还对IMF的角色不屑一顾，2008年集中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却让IMF的命运意外出现转机：美欧无力维持一贯自居的“救世主”角色，愿意重新审视IMF的作用。

　　早在次贷危机爆发前，IMF便警示美国房产市场隐藏的风险，如今不幸被言中，无疑让一向对IMF不以为然的美国变得谦卑起来。大批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受到危机的严重冲击，对IMF的需求最为迫切。国际金融市场的近乎冻结以及各国“救市”中的金融保护主义，使得很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濒临破产的边缘。一些新兴国家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亦期待IMF能为其分散币值风险。次贷危机发生以来，美联储连续降息，几乎用尽了利率政策空间，如今又开始大举回购美元国债。同时，美国政府又出台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财政赤字势必继续扩大。这些动向日益引发人们对美元贬值的担忧。目前各国外汇储备的六成以上仍是美元，尤其是中国、沙特等被美元“套牢”的国家迫切希望，IMF能够为其提供更为安全的储备资产。

　　总之，全球性的货币稳定体系缺失隐藏的风险充分暴露，重建IMF“最后贷款人”的保障功能成为众望所归，也为IMF改革深化注入了最为可靠的动力源。

　　 IMF：增资乃首要议程

　　IMF的有效性不足，当务之急是资源匮乏。IMF的资源主要来自于成员国的配额缴款，以及利用该部分款项放贷获得的利息。然而，IMF年逾“花甲”，其配额状况已远远不能反应当前全球经济的总量和结构，近几年来贷款援助项目亦少有人问津。此轮危机爆发后，要求救援的国家陡然增加，IMF却囊中羞涩。如何增资因而成为当前IMF议程的首要任务。

　　合法性与决策机制问题是IMF改革的核心。一些国家的解囊相助、临时性的双边安排是缓解当前燃眉之急的可行办法。但是从长远来看，克服IMF资源匮乏必须解决背后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即新兴国家的代表性不足和决策机制的改革问题。经过了两年的讨价还价，2008年4月通过的IMF投票权改革方案的确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但合计增幅只有2%左右。这不仅令发展中国家失望，西方经济学家亦对此十分不满。有学者提议：一是立即修改IMF的配额计算公式，将5%~10%的投票权由传统工业化国家转移至其他成员；二是将重大事项的议事规则由85%多数赞成要求降为80%，取消美国的“一票否决权”。当然，此类呼吁背后有让新兴成员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考虑，增资中如何保持各方行为体的权利义务平衡依然有待进一步共同探讨。

　　储备货币选择蕴含更深层次的新旧格局之争。随着美元面临的压力不断增大，中国官方人士最近提出，应逐步淡化美元的国际货币角色，增加IMF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其实该提议并不突兀，联合国以斯蒂格利茨为首的经济专家组便提出类似主张，并获得俄罗斯等很多新兴国家的支持。IMF总裁卡恩也认为这个建议是合理的，表示要尽快讨论。应该说，伴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美元地位的下降几乎是必然趋势，但是其调整过程同样会给持有大量美元资产的国家带来损失，因而相对于投票权问题，该问题的国际博弈将会更为复杂。

　　 G20：升格为首脑级别

　　G20原本是为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的改革而创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IMF行动乏力，美欧等开始考虑如何将新兴经济体纳入全球经济治理的对话框架，同时又避免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权力结构变动。1999年9月七国财长会议上G20正式成立，其成员由当年的东道主加拿大财长和美国财长商议选定。然而如今看来，这一努力收效甚微，G20一直只是G7/8的附庸，新兴成员的陪衬作用未有根本的改观。十年后的今天，又一次更大规模的金融危机让人们深刻地认识到，以IMF为核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彻底改革难以回避。G20会晤也由财长和央行行长升格为首脑级别，并受到空前关注。

　　世人期待G20伦敦峰会推动IMF改革进一步深化。一方面，它既与当下金融危机的救助密切相关，又事关今后危机防范和应对机制的建设和完善，因而既是短期、也是长期问题。另一方面，IMF决策机制改革相当程度上是一种“零和博弈”，因而一直面临极为强大的政治阻力，危机情势下的格局变化和议题联系或许可以成为改革走向深入的推力。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经济比较研究所博士  叶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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