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虎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日前就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话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汪同三说：从历史条件和区位条件来看，上海具有诸多优势，可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金融中心。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上海既要立足现实，又要放眼未来，要辩证看待国际金融体系的变与不变，要在未来的世界金融体系的发展方向上做一些探索。

　　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研究的汪同三，话匣子是从“需求”角度打开的。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体上保持了平稳快速的增长，经济总量不断提升，现在我国已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发展的客观需求决定了中国必须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国务院通过的《意见》中说：“建立与我国经济实力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就有这样的含义。世界公认的两个金融中心———伦敦和纽约的发展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19世纪的工业革命使英国的经济实力极度增强，对外贸易迅速扩张，殖民地遍布全球，号称“日不落帝国”。到一战前夕，伦敦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随后，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建立，国际金融市场得到迅速发展。二战后，美元成为国际贸易和清算的重要手段，纽约迅速发展为国际金融中心。

　　当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权重不断加大的时候，中国的发展需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世界经济的发展也需要中国致力于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目前，综合各方面条件，特别是从历史条件和区位条件来看，上海具有诸多优势，可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金融中心。

　　谈到今后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上海必须认真考虑哪些问题时，汪同三说：既要立足现实，又要放眼未来，要辩证看待国际金融体系的变与不变。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经济学界逐步形成这样的共识：尽管金融危机的冲击力巨大，但是，全球化的趋势、市场化的趋势、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发达国家长期占优势等，这些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上海还要在不变中看到变，从不变中求变。此次危机暴露出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些问题，需要进行必要改革。

　　国务院的《意见》中说：“建立与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这就意味着要考虑“变”的问题，要在未来的世界金融体系方向上做一些探索，我们不仅要做一些传统的事情，还要立足于中国特色，为未来世界金融体系的改革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分析国务院通过的《意见》中对上海的“两个中心”建设提出的五项主要任务时，汪同三说，任务中的第三条：发挥先进制造业优势，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以服务业发展带动先进制造业的更大发展。这个题目出得相当好，但破解难度很大。因为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关系比较复杂。世界上其他金融中心也遇到过此类问题，上一次美国走出金融危机靠的是IT产业，这次将靠什么走出危机还是众说纷纭。上海首先是要认清自己的优势在哪里，然后是如何处理二者关系。

　　上海应该如何做好金融创新？在回答本报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时，汪同三说：到目前为止，金融创新大多发生在美国，欧洲很少，多数时候是在跟着做。所以，金融创新难度很大。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要做好金融创新工作，必须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充分了解各式各样的金融创新。第二，要提高自己的判断能力，要知道这些创新对我而言是好还是坏。第三，要思考自己对这些创新的应对之策。最后，才能考虑如何推出我们自己的创新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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