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任晓

　　一段时间以来，无论国际还是国内，人们在相当集中地讨论国际体系的变革问题。引致这一讨论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是中国的兴起。但人们同时发现，新兴大国群体的发展和上升看来是一个集体现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2008年11月在华盛顿召开了以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为名的首次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会议。4月2日，G20将在伦敦举行又一次峰会。

　　可以说，这是G20的历史性机遇。G20成立于1999年，最初的意图是作为一个磋商论坛，讨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改革，探讨未来全球金融体制问题。有意思的是，G20原是作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结果而建立的。当时东亚作为世界上最富有活力和经济上最成功的一个地区，却如此轻易而迅速地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这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人们对IMF、七国集团(G7)等既有机构管理全球经济所抱有的信心。在危机期间，没有一个地区或全球经济机构表现特别良好。因此，人们自然加大了对潜在的金融不稳定和全球化负面效应的关注，G20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此应运而生的。

　　直到华盛顿峰会召开前，G20大体是各成员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的磋商机制，每年举行一次会议。IMF执行总裁和世界银行行长作为当然成员也参加会议。与IMF和世行不同的是，G20并没有自己的常设性机构和工作班子，其组织责任授予每年会议的东道国，东道国主席一般会在自己任期内建立一个临时秘书处以协调有关工作。此外，前任主席、现任主席和下任主席组成一个管理班子，以确保G20工作和管理的连续性。

　　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涉及世界经济和金融稳定的相关政策是由G7协调的。但G7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合法性下降和机能不良状况，这是因为世界经济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至少反映在两方面：首先，新兴发展中大国兴起于全球经济的地平线，其影响力早已超越G7的某些成员。而力量对比的变化或迟或早地必然要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相关安排上得到体现。其次，亚洲在全球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中的力量和地位持续上升。在日本继续保持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之时，同处亚洲的中、印在崛起，东亚区域合作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取得了明显进展。可以预计，区域主义的加深和加强将进一步提升亚洲的经济政治影响力。

　　然而，G7框架显然无法反映这些变化，这就势必要求创立新的架构在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中发挥必要及适当的作用。金融危机爆发前，人们对G7的过时性和不适应性已讨论多时，新的框架已呼之欲出，G20的出现就是这种需要的体现，只不过比较低调，不那么引人注目罢了。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则历史性地把G20推向了前台，华盛顿峰会的举行是其一个初步而重要的亮相。

　　不过，形势的发展虽为G20在未来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创造了条件，但这种作用更多地仍然是一种可能，而未见得一定如此。关键还是要看G20如何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发挥切实的作用。

　　问题也的确是在这里。研究表明，组织的规模及成员多寡与组织效能通常呈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组织成员愈多，集体行动就愈困难。G20同样面临这一难题，因此，有关国家能否同舟共济，协调一致，在多大程度上携手合作，推进改革，便成为问题的核心。

　　美国财长盖特纳上个月曾表示，“我们需要开始对我们的金融体系和国际财政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尽管这是各国政府的一项责任，但我们的市场是全球化的，因此不通过国际合作来执行更高的标准，各国的努力就不会彻底奏效。”

　　正确，问题在于采取集体行动。

　　显然，国际金融体系变革这么一个重大的问题，不是一两次峰会就能解决的。人们期待的伦敦峰会能走多远，不日可以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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