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劲松

　　基础设施投资在4万亿元投资中的占比由45%降至37.5%；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投资占比由8.75%降至5.25%；自主创新、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投资明显增加，占比从4%提高到9.25%；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社会事业方面投资占比分别由7%、1%增加至10%、3.75%。

　　“根据国务院最近批准的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要求，4万亿元投资项目的安排，在去年第四季度初步考虑的基础上，已做了必要的调整。”两会期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官方网站上出现了调整4万亿元投资方向的信息。

　　这次调整带来了哪些变化？将产生何种效应？有关官员、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做出了详细的解答。

　　投资结构调整是个动态平衡过程

　　“支出结调整构很有必要，有利于资源配置平衡。两年多投资4万亿元，必须根据经济的发展变化，适时进行动态调整。”国家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吴涧生处长说。

　　在2008年11月2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平介绍了4万亿元投资的初步安排：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投资2800亿元；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大体是3700亿元；铁路、公路、机场、城乡电网建设的投资18000亿元；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投资400亿元；生态环境方面的投资3500亿元；自主创新、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投资1600亿元；灾后恢复重建的投资1万亿元。

　　公开资料显示，新调整的4万亿元投资构成是：廉租住房、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约4000亿元；农村水电路气房等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约3700亿元；铁路、公里、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电网改造，投资约15000亿元；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投资约1500亿元；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建设，投资约2100亿元；自主创新、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投资约3700亿元；灾后恢复重建，投资约1万亿元。

　　经过调整，基础设施投资在4万亿元投资中的占比由45%降至37.5%；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投资由8.75%降至5.25%；自主创新、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投资明显增加，占比从4%提高到9.25%；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社会事业方面投资增加也非常明显，分别由7%、1%增加至10%、3.75%；农村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与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投资额不变。

　　吴涧生认为，这些调整符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比如基础设施建设总需求很大，但在现阶段中央投资15000亿元已经基本符合需要，不宜再超阶段扩张。像保障性住房建设，目前投入4000亿元是经过充分考虑的，更多投入些当然好，但其他许多民生和社会事业领域也需要增加投入，需要财政的更大支持。节能减排是长短相结合的调整，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明显。优化结构是当务之急，相关投资安排大幅增加。

　　他说，这些调整突出体现了加快推进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和特点，会使资源配置更为合理，有利于平衡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关系，也有利于我们实现科学发展。

　　“政府主导4万亿元投资，并非简单地要提升总量需求，也考虑到了结构调整。这次投资计划调整更反映出政府对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视。这是非常明智的。”西南财经大学MBA中心主任易敏利教授说。

　　“我国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和西方的救市是完全不一样的。”易敏利分析道，我国没有金融危机，是因为世界经济危机影响到我们出口，进而影响到我们的宏观经济经济运行。政府提出4万亿元投资，不是救哪个金融机构，而是为避免宏观经济有大的起伏而采取的措施。“就国家财力而言，我们并没有用到极致。但这个潜力如何发挥，要看宏观经济进一步的走势，主要是实体经济的运行。”易敏利说。

　　吴涧生也表示，从长远看，虽然中央投资的重点和方向已经确定，但实施的节奏也会随形势的变化而有所调整。比如在以后经济回升时，或是考虑到经济运行中的通货膨胀压力可能会加大等因素，就需要减小投资力度或放缓投资进度。

　　为什么我们的消费总需要拉动？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遭遇的就是消费不足的问题，需要拉动内需，如今仍是这样。必须反思的是，为什么我们的消费总需要拉动，是否存在一种制度性的缺陷，总是促使我们回复到内需不足的状况？”采访中，易敏利如是设问。

　　2001年以来，我国投资率不断上升，2007年达到了43%，超过了在我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38%的平均水平。消费率则从1997的59%下降到了2007年的48.8%。易敏利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固然有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原因，但是从总量结构来看，也反映出我国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机制还存在着不合理的地方，同时也可能与我们经济运行机制有一定关系。

　　1997年到2007年，中国劳动者的报酬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从53.4%下降到39.74%。而同期资本收入所占比重却在持续上升，企业盈余占GDP比重从21.23%上升到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上升到20.57%。

　　“这些数据表明，问题可能与我们有一种内增机制(自我强化机制)有关系，积累矛盾越来越大，最终用政府填补的缺口也就越来越大。而越是政府填补，下一步导致的缺口也可能就越大。”易敏利说。

　　他表示，在较长一段时间，我国经济运行至少表现出有两个特点，一是政府在主导整个社会的资源分配。比较明显的特征是，大投资都是通过设立大项目方式来调控，这在分配时不太可能辐射到很民间的层次，可能离政府更近的国有经济更易获得这些投资。二是金融资源也跟着重要项目走，跟着国有经济走。

　　“这也是中小企业和农村获得资金越来越困难的重要原因。社会资源总是用这样一种方式来配置，这就使得政府和国企掌控的资源越来越多。这也许是导致我们长期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

　　对于4万亿元投资能否拉动疲软的内需，易敏利表示：“关键在于政府投入的方式要改变，要让社会资源向民间倾斜，从而调整产业结构和实现社会供需总量平衡。”

　　用政府采购和政策刺激来放大乘数效应

　　易敏利认为，我们通常所说的“财政投资”是一种概念混淆。准确地说，应该是政府购买或者是政府支出，这和西方的投资概念是不一样的。西方所谓投资，更多是指私人投资，即民间投资和企业投资。

　　“从拉动内需和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角度来说，需要注意的是，需求并不是靠财政支出来填补，财政主要起拉动作用。最终主要是拉动社会投资和民间投资一起来做，这样才会产生乘数效应。”易敏利说。

　　因此，要明确的是，政府项目就是政府购买或者支出，这就确定了政府的钱在花的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大家对于4万亿怎么花比较关注，最明显的担心就是怕产生监管不严，然后导致宝贵的财政资金被浪费掉或者花得不经济。易敏利建议，比较好的方式还是用政府采购的形式。这样做，一是有利于在社会中形成私人投资和企业竞相为政府提供产品的竞争态势，有利于唤起社会需求；二是从操作层面上，更容易监管，更容易做到阳光化，比起做大项目更容易控制些。

　　吴涧生也提出，目前中央投资对民间资本的影响可能更多的是带动和引导，但扩大内需最终还是需要民间资本更多进入，政府不能投入太多。因此，当前需要尽快研究出台一些有利于民间资本投资的有效措施。同时，还要实行适度的结构性减税或降息等措施进一步刺激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强政策间的协调配合，形成政策合力，促进我国经济率先回升。

　　易敏利还建议，应该针对结构调整，把一部分财政资源向市场纵深处匹配和投入。比如，现阶段可以针对农民工返乡较为集中的中小城市及其城镇加大投入，可以通过财政下拨，由基层政府组织采购招标，这样调整效果可能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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