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速公路通行费也相对昂贵。德国对货车收取的通行费为平均每公里0.15美元，而中国重型货车的类似费用为每公里0.12美元至0.21美元，但中国的人均收入却远远低于德国。据杨玉红博士测算，收费公路行业每年的投资回报率平均高达17.1%，是典型的高额垄断利润行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企业2007年总投资回报率仅为 6.7%。在每年7000亿元的通行费收入中，来自货车的收入高于50%，也就是说由此带来的价格上涨会使企业和消费者每年多支出3500亿元以上。

　　当您坐在车里等着在公路收费口缴费时，听着广播里说济南市大白菜3分钱一斤，可怜的菜农们收不回肥钱和水钱，您能不为这种不公平感到不解和悲哀吗？非常希望 4万亿措施所包含的路桥工程，能赎买回一部分收费路路段，切实为民生和企业有效减负，从而增强个人消费能力和各类企业的国内市场竞争力。当然，我们无论如何应避免将被建设的桥梁和公路通向无人的地方，受现有收费公路桥体系的既得利益团体主导。中国应该也能够利用这次 4万亿举措，增强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有效降低中国公共产品和设施造成的企业和民生成本。

　　软的方面，在战略资源行业、大型装备制造行业尤其是文化服务等行业，民营经济仍然面临着诸多天花板。从地域上讲，分地管理的财税体制造成的实质性的地方保护，甚至让行业垄断性的国企也无法实现内部有效管控和资源共享，不能真正因大而强。民营经济代表市场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部分，也是中国经济走向世界最有效、政治上最可行的桥梁，其从总量上看也是解决国内就业需求最重要的渠道。如何利用我们应对危机的各项举措，对民营企业做大做强的制度性障碍有所改革突破，应是我们进一步靠投资拉动经济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原则甚至是其衡量标准。

　　中国民营经济很难长大的另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很多人因权利经济、相对垄断而不是专业化的管理和运营，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投入极少自有资金就能变得富甲天下。上海等地最贵的房产，并不是开发商建了一流环保、节能、优质的硬件和提供优质的配套服务，而是因为他们拿到了最好的地块。正相反，这类地块越好的天价房产，往往质量极差。这绝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中国经济和企业可持续参与全球竞争、通过规模化提高整体投资效益、做大做强的管理水平和模式。

　　中国经济尤其是民营部分的未来，也如同全球深陷危机的一流金融机构一样，必须减少杠杆效应和短期对暴利的追逐可能。中国的企业，应该在一个更透明、公平、有效竞争和适当管控的环境中，实现更多精益求精的敬业和专业精神，确保更高的产品和服务质量，提高整体投资效益，与投资者、客户共赢而获得未来。4万亿刺激方案的一种很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将是进一步强化了各行业、各地区的权力经济和相对垄断尤其是相关的既得利益，为中国经济、社会和企业带来了中长期的额外负担，进一步降低了中国经济的整体规模效益和盈利能力，从而进一步又结构性地削弱了普通居民的消费能力和企业的国内、国际竞争力。

　　面对西方有关中国在“操纵”人民币汇率的指责，中国如果就事论事予以否认，表面上看有效甚至是必要，但其实并不能争取尽可能多的善意、专业的理解和支持。更智慧的做法是在对“输出人民币”有了统筹规划后，实质性地去化解人民币相对美元的升值压力，甚至全部用人民币结算贸易，让“操纵”指控不攻自破。同样，中国扩大内需、保增长的各项短期举措，必须是中国通过落实、强化应有公共服务、有效解决民生问题、从长远大幅提升中国经济整体规模效益和投资回报、成为全面赢得下一轮全球经济增长可持续产业先机的必要战略开展的先导。

　　最近应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教授的邀请参加了“2009长江年度论坛”。特别赞赏主办单位的三档安排顺序：先由学者谈，后由民营企业家谈，最后由跨国企业高管谈。主办者为近二千主要是中国最成功民营企业家听众内容的策划，煞费苦心地避免了中国经济社会专业化精神缺乏的一个普遍现象：即权利就是能力，有金钱就无所不知，专家学者的话远比科学、独立和客观重要。

　　此次海南之行更大的收获是在一个当地好友对万宁市的介绍：该地全年财政收入为1亿人民币，财政支出高达2亿人民币，人口则仅为10万；其曾高达800多人的工商局，一旦发不出工资后就会派出大批人员上街收取、摊派各类费用。中国目前各项振兴经济和保增长措施必须预防、避免这样一种最不利的结果。

　　总而言之，中国4万亿促内需、保增长的举措其指导思想应该是进一步落实、完善包括教育、卫生、医保、社保、公路等政府应尽的公共服务义务，把中国普通居民的消费需求潜力真正解放出来；同时，要进一步减少权力经济、相对垄断对收入分配的不公和国内企业拓展国内市场的结构性制约，让民营经济和市场竞争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大规模效益及因此更高的管理水平和投资回报。任何相关政府、国企的投资尤其是集资项目必须满足至少下列一个要求：有效改善、落实公共服务，富民减负；可持续、非垄断性地创造高回报及有全球竞争力的工作岗位。

　　美国两院已通过的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的含约5000亿美元开支、2900亿美元减税的美国重振和再投资计划，有三大主要目标：首先是重新启动经济增长，挽救或创造300万工作岗位；其次是保护那些被危机损害最大的民众；最后则是在创造新的就业的同时，增加能强化未来增长的投资。中国的刺激经济的各项举措，除上述目标外，还至少必须能中长期有效提升经济、企业的整体管理水平、规模效益和投资回报，强化营造中国储蓄经济整体盈利能力，这将是一个不显而易见但更实质性的挑战。

　　(作者为同济大学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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