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

　　在全国政协经济界别的驻地，厉以宁所在的33组是最晚才“对外开放”的，因为他的存在引来最多的关注，驻地提供的会议室当面对众多的记者时，已经“狭小”到会议无法正常进行。

　　这就是中国顶尖经济学家的意义所在——当“保八重任”当前，内外形势皆不确定之时，所有人都希望厉以宁能够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从不担心经济增速

　　《中国经营报》：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今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09年GDP增长目标为8%时，有一个微小的变化，就是在8%后面加上了“左右”，这是不是说明目前的经济增速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厉以宁：我觉得没有问题。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你现在去看看各省报上来的GDP增长目标，最低的是8.5%，最高的10%、11%都有，这样加起来算一个平均值，GDP增长率要远远超过8%，即便内部外部面临再大的不确定性，还有一个可回调的空间，所以我觉得8%这个目标的实现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经营报》：可是，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像广东这样原来的出口大省，对于外贸增长基本上都是按照“零增长”定的目标，而常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的相当大比例都是由外贸出口提供的，现在，缺一条腿怎么办？

　　厉以宁： “零增长”的目标，实际上是一种态度，一种面对国际金融海啸带来外部经济环境不确定性的态度。中国的外贸出口总额已经非常庞大，保持稳定，即便没有太大的增长，也是对实现经济增速目标有很大的贡献。

　　至于解决之道是中国的优势，我们搞投资拉动，这个效率是美国人没办法比的，从我个人的判断来看，2009年数据目标的实现，将主要靠投资拉动来完成。

　　《中国经营报》：这样一来就和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手段差不多，但这次金融海啸远比那次亚洲金融危机严重，这样的手段是否还能发挥效用？

　　厉以宁：要注意到，1998年的外贸总额相比现在要低很多，所以靠政府投资拉动的内需采购可以起到替代的作用，但现在，就很难完全替代，因为外贸的总额太大了，而且占得比例也太多。

　　所以，光靠国家投资拉动采购不行，必须启动真正的消费型内需，就是让国内的消费市场活跃起来，这点我觉得是最难做到的，因为这是一个综合作用的体系，不是1+1就等于2的问题。

　　就业才是大问题

　　《中国经营报》：两会之前，我们特意就两会最关注的议题做了一个调查，里面包括经济增长、就业、社会保障等等，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个你眼中的重要问题排序？

　　厉以宁：第一是就业，第二是社会保障，第三是经济增长质量，第四是经济增速，第五是城镇化。其实前三个问题是一个问题，这三个问题解决好了，消费的内需就启动了，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也就解决了。

　　《中国经营报》：你在经济组联组会上向温家宝总理建言时，提到了内需，也提到了就业，这其实是两个关联的问题，相比于经济增速的问题，你是不是更担心就业？

　　厉以宁：经济增长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中国的体制，投资一下去，经济增长立刻就起来了，但如果这种经济增长没有带来就业的增长，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政府投资拉动增长的行为是可控的、显性的、直接的，投资一下去，立刻就有效果，但就业的增长，实际上是一个连带影响，不是你做什么就立刻得到什么结果的那种逻辑联系，它需要一个缓慢的、复杂的传导过程。

　　《中国经营报》：不过最新的新增就业数据已经基本上平稳了，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厉以宁：经济增长实际上就是两条曲线，一条是经济增长曲线，一条是就业增长的曲线。一般情况下，就业增长的曲线变化，要远远滞后于经济增长曲线的变化。当经济快速增长时，新增就业岗位并不会立刻增加，而且即便有增加，其增幅也远远不如经济增长的幅度，相反，当经济增长曲线下滑时，就业增长曲线也不会立刻掉下来。

　　这个道理就是，当经济增长好的时候，企业不会立刻增加人力，而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先挖掘现有人力的潜力，当完全不能满足需要时，再增加人力。相反，如果经济不景气，企业也不会立刻裁员，因为担心如果未来还有订单，没有能力维持生产，所以，这就导致了劳动力减少的高峰，要滞后很多才到来。

　　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一是经济增长下滑的挑战，二是就业低谷的挑战，一定要重视后一种挑战的滞后性。

　　救企业才是根本

　　《中国经营报》：你这么关注就业，那么现在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是也可以拉动就业吗？按照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只要投资，无论在哪个环节上，都能增加就业。

　　厉以宁：这个问题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看中国现在最现实的问题，比如农民工的就业问题，现在，失业的农民工当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在东南沿海常年从事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制造业中的工人，相当大比例的一部分人都有了专业技能，你觉得这些人有没有可能到基础设施建设的工地上去从事重体力、低技术的工作呢？

　　答案是可能性很小。因此，从现实情况来看，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并不能完全解决目前的就业问题。

　　《中国经营报》：那么你觉得，怎么才能根本解决现在或者未来的就业压力问题？

　　厉以宁：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让原来发展很快的民营企业以及各种企业尽快地复苏、复工，让企业来自主地吸纳就业。这些企业提供的就业机会是多样化、多层次的，而不是单一的，对解决就业问题，从长远看，应该有更大的帮助。

　　在这个问题上，政府要想办法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并且帮助他们销售产品。一个基本的原理是，人均占有的固定资产总额越大，就业问题也就越困难，所以还需要政府在分配财政投资领域的时候好好考虑。

　　《中国经营报》：你说的这是一个长远的链条反应，但现在，那么多失业农民工就摆在那里等着吃饭，你觉得政府应该怎么面对这部分就业问题？

　　厉以宁：第一是进行技术培训，而且最关键的是，在职业技术培训过程中，发给原工资50%左右的个人补贴，使他们可以安心培训。第二是鼓励创业解决问题，政府提供各种政策支持，包括担保问题等等，第三是深化林权改革，让没有机会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承包山头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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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万农民工还未就业

　　3月10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农民工失去工作岗位的情况比较严重。从统计情况来看，去年年底全国农民工总数是2.25亿，其中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总数是1.4亿，春节前返乡农民工的总数大约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0%左右，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比常年要多出10%左右。春节以后，绝大部分农民工又重新返城，大约有80%已经回到城里。其中已经找到工作的在4500万人左右，还有1100万人没有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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