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扩大内需之道

　　中国的内需不足从来就不是投资不足的问题，启动的真正关键在于增强中国经济的整体投资盈利能力

　　在讨论应对金融危机、振兴经济时，东方人更倾向于看到各类举措积极的一面，而西方人尤其是德国人更会留意可能出现的最坏局面以及各项措施若实施不当的负面影响。

　　上文建议的输出人民币的战略定位，面临的最坏局面及可能的负面影响会是什么？自我在2008年11月在上海政协的一次会上第一次提出“向全球输出人民币”、尤其是在《环球企业家》杂志上详细阐释之后，这一建议已得到了中国主管金融领导和有关专家的关注，并开始了有关输出机制的思考。

　　令人担忧的是，因为对全球投机金融大亨们赢钱逻辑的不求甚解，部分金融界人士尤其是那些虎视眈眈想针对人民币在金融危机中大赚一笔的海内外利益团体和个人，正有意无意地将“向全球输出人民币”等同于“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以中国金融机构现有的素质、能力和经验，“输出人民币”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绝对不应有的举措就是“人民币自由兑换”；如果这么做，中国可能输得比过去的日本和现在的俄罗斯还要惨，外汇储备完全有可能被“自由兑换”得精光。

　　我提出“向全球输出人民币”的可行性，是考虑到在全球金融危机持续的未来几年中，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吸引全球包括中国的储蓄和外汇储备。 “输出人民币”的核心逻辑和原则，是充分利用中国辛苦积累的外汇储备(作为人民币信用和后盾)，同时最大程度地保护并减少直接使用外汇储备，而绝不是“天真”地为向海外输出资本而输出。海外对人民币的信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将来源于中国对人民币及金融体系的坚强管控而不是软弱放任。

　　中国政府4万亿元的宏观保增长的举措，在短期需有效刺激内需时，也必须为把握下一轮产业机遇创造条件，着眼于中国经济未来实现长期增长的需求以及解决其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同时，也必须考虑如果在全球经济两三年内无法回升、短期效应过后将面临怎样一种最不利的局面。

　　布什政府八年，美国从克林顿的财政赢余变为2009年预计的亏空一万亿美元，间接也是因为布什政府维护和放纵了传统建筑、农业、金融、军火重工业及能源业等的利益，由此造成了全球范围内这类行业的繁荣，忽视了包括可再生能源等新兴产业。

　　面对危机，中国固然要先保内需救急，整体富民减负，将占GDP20%以上的政府支出更有效地变为公共服务，减少垄断或竞争乏力对中国财富增长的分配不公，但更应利用这次危机带来的机遇，寻求创造新的产业增长点，投资于全球一流高回报资产，着眼未来提高中国经济的整体投资效益和全球竞争能级。

　　中国的内需不足从来就不是投资不足的问题，而是被主流经济学家、媒体和决策者尚未认清的经济整体投资回报过低的问题。

　　根据我的博士后、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副教授杨玉红博士测算：中国改革开放后，截至2008年12月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仅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贬值损失累计为17.5万亿元，相当于2008年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结余的38%；即中国14亿人过去30年每人亏损了1万多元存款，中国经济每1元存款30年下来仅剩下5角3分。如果仅考虑同期居民储蓄存款，其通货膨胀因素的贬值损失累计高达8.96万亿元，相当于2008年居民储蓄存款结余的41%；即中国14亿人过去30年每人亏损了6千4百元存款，中国老百姓每1元存款 30年下来仅剩下4角7分。

　　对于整体储蓄率高达50%的中国来说，要从本质上解决内需不足问题，必须得在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整体储蓄积累和投资效益的回报过低问题。根据对现有统计数据分析，杨玉红博士测算出全部国有及形成一定规模的非国有工业企业利润率在1990年至2002年都低于4%，仅在2003年至2006年为5%到7%，2007年的数字为7.69%。如果中国整体投资和储蓄效益能够提高，中国消费者在很长时间内不会效仿美国消费者因资产价格大幅上涨而过度举债消费的模式，而其消费积极性也无疑会被充分且可持续地调动起来。

　　与中国经济整体储蓄大幅缩水、投资回报远低于通货膨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近美国银行、瑞银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外资银行在锁定期结束后纷纷出售所持中资银行股份，获利数亿美元。这些在股市大跌后所实现的巨额利润，其实质是对中国居民储蓄的轻松攫取。

　　由此可见，海外金融及其相关政治势力对中国金融体系开放的催促和打压，一个核心动机无非是想分享中国巨大而廉价的居民储蓄。而美国对债券和金融衍生品市场在监管上的自由放任，也是为了吸引和争夺全球储蓄和资本。至于海外金融机构的所谓战略投资是否在中长期有效增强了相关本土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则有待验证。

　　从微观层面看，内需不足也是中国普通居民因众多基本民生问题在过去30年未得到有效解决、且其有效收入增长远低于中国整体财富增长所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消费短缺。从1978年到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343元增加到 13786元，而农民人均收入仅由134元增加到 4140元。根据国家统计局报告：最富裕 10%人口占有全国财富45%，最贫穷10%人口仅占有中国财富1.4%。

　　中国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逻辑在未来30年也将会依然有效，但为什么很多先富了起来的企业家没能进一步成长为像全球最大钢铁企业米塔尔那样的国际级企业？去有效占领全球传统产业的技术制高点，完成全球化所要求的投资效益、资本积累和扩张？宏观上需要优先帮他们解决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对这些问题的充分回答以及对有效增加中国普通居民消费能力的求解，将会让中国经济刺激方案的指导思想和重点更合理有效，至少可避免刺激与出口回落毫不相关的需求、加剧收入两极化及难以形成规模效益。

　　中国内需不足要予以可持续化解的话，中国政府短期首先要着手解决教育、生活福利、医疗保险和退休福利问题。

　　中国的免费义务教育为什么不能落实到高中甚至大学毕业？城市白领和高收入群体交的所得税足以保证这一公共服务，低收入群体尤其是普通农民无力让其子女享受应有的教育，无疑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辉煌之外的最大遗憾。全国4000万企业退休人员中，有近1100万没有医疗保险，另外3000万有医疗保险的职工也只有一半能实际报销；原国有和集体下岗未能再就业、国企破产待安置的共有1310万人，他们在到达退休前5至30年间失业救济和医疗保险最低至少要满足基本需求，这应该也必须是政府和社会所承担的义务；全国还有3000万需要救济的困难职工和家属，还有9亿农民没有医疗保险；我们现在的养老基金账户上几乎快没钱了，现在的医疗账户上的钱充其量只能报销57%的医疗费；我们的养老基金只覆盖了全国不到20%的人口，我们的医疗账户只覆盖了全国不到15%的人口。上述造成内需不足的各领域及相关公共事业，应该是中国政府经济刺激方案的中长期核心着眼点。

　　至于要让中国企业在规模、获利能力以及国际竞争力上有所提高，中国政府应该也能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致力于从硬、软件两个方面来减少政府投资支出对企业获取规模效益带来的负担和制约，尤其是要减少造成局部获取暴利、总体损害效益的垄断及因此导致的社会分配不公。

　　中国企业做大、做强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国内市场太难做，太难有规模效应。最近和一位美国朋友聊天，他提到他自驾车从上海到北京去了一次，一路上所缴的公路费竟高于飞机票价。根据杨玉红博士的分析，中国公路收费已是全球之最。目前中国的收费公路已经超过19万公里，高居世界第一，占全世界收费公路的80%。其中已建成高速公路中的95%均为收费公路。而美国近9万公里的高速公路中，收费路段仅8000多公里，比例不足10%；在德国，2005年以前，其 1万多公里高速公路对任何车辆都不收费，只是 2005年之后才开始仅仅针对卡车收费。

　　中国高速公路通行费也相对昂贵。德国对货车收取的通行费为平均每公里0.15美元，而中国重型货车的类似费用为每公里0.12美元至0.21美元，但中国的人均收入却远远低于德国。据杨玉红博士测算，收费公路行业每年的投资回报率平均高达17.1%，是典型的高额垄断利润行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企业2007年总投资回报率仅为 6.7%。在每年7000亿元的通行费收入中，来自货车的收入高于50%，也就是说由此带来的价格上涨会使企业和消费者每年多支出3500亿元以上。

　　当您坐在车里等着在公路收费口缴费时，听着广播里说济南市大白菜3分钱一斤，可怜的菜农们收不回肥钱和水钱，您能不为这种不公平感到不解和悲哀吗？非常希望 4万亿措施所包含的路桥工程，能赎买回一部分收费路路段，切实为民生和企业有效减负，从而增强个人消费能力和各类企业的国内市场竞争力。当然，我们无论如何应避免将被建设的桥梁和公路通向无人的地方，受现有收费公路桥体系的既得利益团体主导。中国应该也能够利用这次 4万亿举措，增强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有效降低中国公共产品和设施造成的企业和民生成本。

　　软的方面，在战略资源行业、大型装备制造行业尤其是文化服务等行业，民营经济仍然面临着诸多天花板。从地域上讲，分地管理的财税体制造成的实质性的地方保护，甚至让行业垄断性的国企也无法实现内部有效管控和资源共享，不能真正因大而强。民营经济代表市场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部分，也是中国经济走向世界最有效、政治上最可行的桥梁，其从总量上看也是解决国内就业需求最重要的渠道。如何利用我们应对危机的各项举措，对民营企业做大做强的制度性障碍有所改革突破，应是我们进一步靠投资拉动经济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原则甚至是其衡量标准。

　　中国民营经济很难长大的另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很多人因权利经济、相对垄断而不是专业化的管理和运营，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投入极少自有资金就能变得富甲天下。上海等地最贵的房产，并不是开发商建了一流环保、节能、优质的硬件和提供优质的配套服务，而是因为他们拿到了最好的地块。正相反，这类地块越好的天价房产，往往质量极差。这绝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中国经济和企业可持续参与全球竞争、通过规模化提高整体投资效益、做大做强的管理水平和模式。

　　中国经济尤其是民营部分的未来，也如同全球深陷危机的一流金融机构一样，必须减少杠杆效应和短期对暴利的追逐可能。中国的企业，应该在一个更透明、公平、有效竞争和适当管控的环境中，实现更多精益求精的敬业和专业精神，确保更高的产品和服务质量，提高整体投资效益，与投资者、客户共赢而获得未来。4万亿刺激方案的一种很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将是进一步强化了各行业、各地区的权力经济和相对垄断尤其是相关的既得利益，为中国经济、社会和企业带来了中长期的额外负担，进一步降低了中国经济的整体规模效益和盈利能力，从而进一步又结构性地削弱了普通居民的消费能力和企业的国内、国际竞争力。

　　面对西方有关中国在“操纵”人民币汇率的指责，中国如果就事论事予以否认，表面上看有效甚至是必要，但其实并不能争取尽可能多的善意、专业的理解和支持。更智慧的做法是在对“输出人民币”有了统筹规划后，实质性地去化解人民币相对美元的升值压力，甚至全部用人民币结算贸易，让“操纵”指控不攻自破。同样，中国扩大内需、保增长的各项短期举措，必须是中国通过落实、强化应有公共服务、有效解决民生问题、从长远大幅提升中国经济整体规模效益和投资回报、成为全面赢得下一轮全球经济增长可持续产业先机的必要战略开展的先导。

　　最近应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教授的邀请参加了“2009长江年度论坛”。特别赞赏主办单位的三档安排顺序：先由学者谈，后由民营企业家谈，最后由跨国企业高管谈。主办者为近二千主要是中国最成功民营企业家听众内容的策划，煞费苦心地避免了中国经济社会专业化精神缺乏的一个普遍现象：即权利就是能力，有金钱就无所不知，专家学者的话远比科学、独立和客观重要。

　　此次海南之行更大的收获是在一个当地好友对万宁市的介绍：该地全年财政收入为1亿人民币，财政支出高达2亿人民币，人口则仅为10万；其曾高达800多人的工商局，一旦发不出工资后就会派出大批人员上街收取、摊派各类费用。中国目前各项振兴经济和保增长措施必须预防、避免这样一种最不利的结果。

　　总而言之，中国4万亿促内需、保增长的举措其指导思想应该是进一步落实、完善包括教育、卫生、医保、社保、公路等政府应尽的公共服务义务，把中国普通居民的消费需求潜力真正解放出来；同时，要进一步减少权力经济、相对垄断对收入分配的不公和国内企业拓展国内市场的结构性制约，让民营经济和市场竞争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大规模效益及因此更高的管理水平和投资回报。任何相关政府、国企的投资尤其是集资项目必须满足至少下列一个要求：有效改善、落实公共服务，富民减负；可持续、非垄断性地创造高回报及有全球竞争力的工作岗位。

　　美国两院已通过的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的含约5000亿美元开支、2900亿美元减税的美国重振和再投资计划，有三大主要目标：首先是重新启动经济增长，挽救或创造300万工作岗位；其次是保护那些被危机损害最大的民众；最后则是在创造新的就业的同时，增加能强化未来增长的投资。中国的刺激经济的各项举措，除上述目标外，还至少必须能中长期有效提升经济、企业的整体管理水平、规模效益和投资回报，强化营造中国储蓄经济整体盈利能力，这将是一个不显而易见但更实质性的挑战。

　　(作者为同济大学博士生导师)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