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不在于建立新的观念，而在于舍弃固有的观念。 —— 凯恩斯

　　自我监管的资本主义离金融社会主义不过一步之遥。 —— 梅德韦杰夫

　　美国的信息情报总监2月份在国会作证时，语出惊人，认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恐怖威胁来自金融海啸引发的经济危机，起码有二十个国家或地区可能出现政局不稳甚至大规模社会动乱。没过几天，东欧国家即危象纷显。

　　最近匈牙利代表东欧声称，如果它们一千亿欧元的援助不获落实，就等于西欧重起“铁幕”。东欧诸国靠让渡主权加入北约、挤进欧盟，来换取西欧的“生活品质”。仰赖救援，历来都靠不住，更坏的是，他们想靠借美元、欧元等外币的债“先富起来”，当泡沫资产价格急速收缩时，国民的债务负担却因本币贬值而骤然加重。

　　反观亚洲诸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如当头棒喝：过度举外债可能会陷入何等困境——不但实体经济会因头寸短绌而崩溃，甚至国家民族的颜面都可以丧尽！想明白了无人可依傍，只能实干，体格反倒强壮了不少。

　　当下中国面临的挑战，比冰岛、爱尔兰以及东欧诸国，无论如何要“适度”得多。

　　行文至此，讨论的多半是美国，无非是为了让自己认明当今世界格局，山姆大叔是“三重皇帝”：美国是我们最大的出口国，“大客户是皇帝”；又是我们最大的债户，“大债户是皇帝”；同时它又是全球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全球储备钞票有三分之二是它印制的。无论平坦与否，我们都得在这个场地上竞技。

　　中国如何能赢得更有利的位置？途径是“去意识形态化”。一是要避免“一把榔头打天下”，在只靠一把榔头的人眼里，任何问题都成“钉子”了，“华盛顿共识”就是这类“榔头”；二是要避免钻入别人设的套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类的混帐逻辑，自是不必搭理。

　　以下先谈谈中国怎样在国际博弈规则的制定中亮出自己的手。

　　再过几个星期，就要在伦敦召开新一轮的G20高峰会议，在这次会上定调，争得话语权，占据高地，还是很重要的。

　　首先是以美元为核心的世界金融体制问题。1945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定下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制度，无法适应经济的发展演变而在1970年代初脱钩以来，黄金的美元价格腾升了二三十倍。除了欧元诞生加了一个小小的平衡砝码，美元的支柱地位依然故我，当今金融体系的稳定，仍和美元的计值、储值、结算功能息息相关。这种体制安排的基点是美元的信誉，它就好比“皇后的贞操”，容不得半点含糊。

　　然而现在的美元是屡屡“红杏出墙”，引起了全球信用的很大淆乱。作为世界的发钞行，美国在所谓“君王铸币税收益”上享有巨大的好处，它印发一张百元大钞的成本仅六美分而已。印票子长期占用其他国民生产的价值，靠的是美元“皇后般的贞操”。美国仗着这个独门优势，是惟一能从容不迫地发本币的债借外国的钱的国家。其他的国家受着双重的夹击：在本国资产价格急速缩水的同时更由于本币对美元贬值，外债负担骤然加重。对此各国的抗议将与日俱增。

　　如何修正美元的职能，确为难题。有人主张重返“金本位制度”。除非发明其他的“黄金券”能替代美元(并不更可靠)，直接用黄金来支持交易，就像要孙悟空硬把头塞进一枚小小的金戒指里。能在月球上发现并采掘金矿除外，要在地球上重返金本位是不可行的，所以必须“跳出盒子”谋出路。建立区域性的货币同盟(如欧元区)，或许是一条思路。亚洲10+3国提出的“清迈倡议”就是这样一种设想，建立共同外汇储备基金，在危难时货币互换，及时奥援。如果能在平时双边或国际贸易里缩小以美元结算的比例，扩大本币结算的额度，就更好了。这样做能减少美元波动的风险，并制衡美元独大的局面。

　　其次是WTO规则执行的问题。WTO脱胎于“关贸总协定”，本意是要把“规则的牙齿”磨得更锋利，来惩戒违规行为。然而WTO的法律地位相当低，它不是国际法条约，只是行为规范而已，各国为了各自的利益，违规行为很难在WTO的框架里得到惩治。“多哈回合”的谈判蜕变成“拜占庭式”的角逐和扯皮即其证明。事实上从准入的批判中，要求新会员做出满足老会员私利的层出不穷的承诺，已看得很清楚。中国入世的艰难，以及俄罗斯至今被杯葛在外，都是明证。随着各国的困境渐深，WTO的步履维艰，事实上的停摆也不是没有可能。

　　区域或双边的自由贸易安排因此将更习以为常。做大亚洲国家内的区域协议，很有价值，虽然要演进到欧盟的水平还言之过早。至少，大中华概念下的紧密合作，互为优先的贸易伙伴，是势在必行了。

　　然后是世界经济组织的重整问题。拿IMF为例，由于私人安排的信贷在国际贸易的角色越来越重，由IMF提供的国家信贷事实上已是微不足道。2007年底，它的信贷额不足170亿美元，而它的整个基金不过3400亿，不及中国外汇储备的六分之一。它历次的救助行为，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行径相当偏颇，饱受诟病。除此而外，它的设置和决策权分配，都已相当陈腐。例如，它的主席一职，必从欧盟国家产生，以交换美国人担任世界银行主席的特权；它的投票权则由欧盟和美国把持，中国的投票权(3.7%)仅和意大利的相仿。

　　随着这次经济危机的深入，IMF理应起更大的作用，但老瓶必须装进新酒，是它能有效发挥的前提。中国应该抓住这个契机，谋求扮演IMF更重要的角色。

　　接着来谈一下比较具体的国际监管问题。以巴塞尔新协议为例，新协议拟定出的所谓“内部评级法”(IRB)，奥妙不小。发达国家特别是美、英的大银行曲意诠释IRB法，洞开后门，自说自话低估风险，调低信贷和变相的衍生产品的风险权重，事实上扩张了高风险的金融杠杆率和降低了资本充足的要求。对发展中国家的银行，新协议则规定要有五年以上的“训政期”才可考虑实施IRB，理由是它们在公司治理、信息处理、风险意识和管控等方面的能力都欠佳。

　　可以说IRB当初是为了让竞争场地向发达国家的大银行大幅倾斜而设计的，结果却让它们自己也尝到苦果：例如一向被誉为最佳银行的美国前三甲花旗银行、美洲银行、摩根大通银行的市值分别跌掉了96%、89%、57%；而“业绩最佳的”苏格兰皇家银行破产则已被英国政府国有化了。难怪曾为经济学家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要惊呼，他想不到西方国家竟然一步就从“自我监管的”资本主义跨到了金融社会主义！

　　经济规则的制定和执行，历来是经济和政治过程的交织，而非递加——“合理的”经济方案制定后再交给政治来核准督办，两者是分不开的。我有一个小经历可资说明。1999年我代表建设银行去香港参加巴塞尔新银行监管协议的讨论，会上印度的一位银行家道出了大家的疑惑，他说以国别采用不同的评级方法，然后由美国控制的评级机构来评定银行的债信等级，不但有欠公正，隐患也很大。但亚洲银行(包括日本的)实际上没有什么话语权，只能被动地接受安排。回顾来看，那位印度银行家的顾虑真还在点子上了。因此，我们采纳任何国际规则，既要参与也要重视制定的话语权。如果认为既然是国际规范，就得像“妇人的贞洁”一样要不遗余力地遵从，那就太轻率了，同时不利于深入浅出地博弈自己的利益。

　　在世界级博弈里竞逐，说到底，靠的是顶级人才；而他们，必须尽速提到日程上来。(待续)

　　(作者为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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