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温总理关于“正积极准备实施官员财产公开”的一番表态，似乎是吹响了官员财产公开的集结号，让公众对官员财产公开的期待更加热切起来。所谓“阳光法案”，在西方已经被证明是防腐、反腐的利器，当然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不过，如果不顾国情，仓促上马，全面开花，不仅会欲速而不达，甚至可能成为一个反腐乌托邦。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最近有两件事，很有意思。一个是安徽淮南市体育局，为副处级以上官员发放了一个面值2580元的健身卡，后来在舆论的干预下，被紧急叫停。另一个是，几个小偷光顾了贵州省德宏州盈江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排正忠家，据小偷们供认，他们在排主任家里窃得现款就有80多万。吊诡的是，排主任家虽然报了警(估计后来后悔得要死)，却死活不承认失窃这么多现金。

　　这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但如果我们把它们用财产申报这根线串起来，就会品出一些味道来：假如有财产申报这一制度，淮南的官员们会不会申报这张健身卡？如果申报，这是合法的收入还是非法的？———要知道，类似健身卡这样的福利，可能不胜枚举。再者，排主任家失窃这么多现金，到现在还是一桩无头案。“民不举官不究”，当地纪委不为所动，尽管这在当地已经成为一个笑谈———“含恨的微笑”。假如有财产申报的话，这八十万，你会指望排主任公开申报吗？答案是不言自明的。从这两件事可以想见，财产公开的阻力有多大了。

　　也许有人可能会说，正因为如此，推行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才更迫切。不错，我们恨不得明天就申报，后天就没有腐败了，但这可能吗？且不说，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需要大量的配套措施，比如需要完备的反洗钱制度、需要对大额现金交易的限制、需要有实名存款制、个人银行专户的配合等等，这都需要一个过程。最关键的是，基于对腐败现象比较严重的现实考量，不少官员的抵触情绪也是可以想象的，假如强制申报，大批官员公开的财产与收入不符，这怎么办？这个“原罪”问题如何解决？是一律充公还是置之不问？充公既不现实，也可能引起更加强烈的反弹。如果置之不问，岂不是架空了官员财产申报这个制度？

　　有专家说，给出一个缓冲期，比如，三年之内，如果坦白并全额上交专门的廉政账户，可以豁免。且不说这种豁免在法理上是不是能够成立———尽管我以为，反腐败也需要讲究政治妥协，这是一种务实，也是一种智慧，但如果这种大幅度的妥协沦为事实上的绥靖的话，可能产生的副作用要远远超过预期，甚至很难掌控。更何况，也不见得会有多少人真的愿意冒这种风险来“坦白”。放眼过往，曾经查处官员的企业“干股”，各地又有多少人出来坦白了呢？“510”账户的效力，不是也很不理想吗？

　　另据亚心网3月9日报道，阿勒泰地委委员、纪检委书记吴伟表示，截至去年12月31日廉政账户收到申报对象主动上缴款物是76万余元，到了今年2月底，廉政账户收到的款物已近百万元，说明在财产申报期间以及结束以后仍然有人主动上缴款物。不错，确实有人在主动上缴，但从区区百万这个数字，我们就可以看出，这只是毛毛雨，绝大多数事实上的“问题官员”依然在观望，甚至不屑。至于那些不在少数的虚假申报，阿勒泰会如何查处并示众，都还是个未知数呢。

　　因此，基于现实考量，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能乐观，更不能操之过急。全面推进申报我以为目前是不可能的，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这又是一个必须推进、无法绕行的制度。对此，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智慧，务实、稳妥、扎实地推进：一方面，从预提官员、执法官员着手，率先出水：比如，像安徽省的17市检察长联袂公开个人和家庭财产信息那样，从各地公推公选的官员开始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这样渐次推进，在两到三个任期内，可以以点带面，全面开花；另一方面，软硬兼施、打放结合，通过司法解释，既要给一些问题官员以一定的“出口”，又要结合高压反腐和全面监督，切实迫使问题官员改邪归正，有效挤压其心存侥幸的生存空间；同时还要加速完善各项配套措施，如此，方可取得财产申报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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