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舸

　　城市管理者不能让“面子工程”凌驾于民生需求、弱势群体饭碗之上。小商小贩依靠辛勤劳动换取一箪食，当此时更需政府民众共克难关，政府应当通过善意支持让小商小贩灵活就业，通过自治寻求社会秩序与其利益诉求合拍，避免将其排斥于城市发展圈子之外

　　全国人大常委、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蔡昉日前说，金融危机对就业的伤害要大于对GDP的伤害；特别是9000万灵活就业的农民工，很难在现行的就业统计体系中得到反映，他们的失业严重程度容易被低估。(《广州日报》3月9日)

　　蔡昉在解释“失业问题的严重程度被低估”时指出：这次危机冲击的主要对象，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非正规就业群体。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当中，灵活就业的三分之二，约9000万人。然而，由于这部分人很难在现行的就业统计体系中得到反映，不仅他们失去就业岗位的严重程度容易被低估，他们被社会保险和就业扶助措施覆盖的程度也很低。

　　我所理解的灵活就业，包括工地起早贪黑、行走于钢丝上的建筑民工、在路边摆放小摊、卖些自家产品或批发蔬果的商贩、自主创业从一个零售部开始憧憬人生的小店主……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多元经济形态的鲜活表征、是主动为国家分忧解难的普通民众，更是中国农民城市化进程中不可替代的组成群体。

　　但是，往往是这些相对特殊的就业群体，其就业保障比在工厂流水线按部就班的农民工更令人堪忧——— 建筑工往往是随着建筑工期结束就四处散去的“就业候鸟”，其社会保险等缴纳因为工期多变、承包方人为省略而几等于无；小商小贩不但缺乏自我缴纳社会保险的认知意识，更焦虑于合法主体身份的不确定性，整天被城市管理部门追逐乃至收缴生存工具；自主创业者原始资本少、社会资源缺乏、又要承担一定的税费，而这些人都是经济形势变化中最容易受伤的一群：房地产业萎缩带来的开工量剧减、城市管理趋紧引发的商贩生存空间紧张以及营业额减少，这都急需政府将此长期游离于公共视野之外的边缘化群体纳入应急及长期管理体系中。

　　某些地方政府因为“保增长”的考虑，已经出台了暂缓缴纳社保以及降低最低工资标准的临时举措，但请注意，请不要将“保证达到生存底线的饭碗”偷换成“突破底线的饭碗”概念，更不能长期牺牲农民工社保权益来换取一时经济增长。相反，对于那些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无视民工权益而拒交社保的无良企业，应当依法予以严惩，如此才能真正保障包括建筑工在内的农民工切身利益。

　　城市管理者不能让“面子工程”凌驾于民生需求、弱势群体饭碗之上。小商小贩依靠辛勤劳动换取一箪食，是值得尊敬的自力更生群体，当此时更需政府民众共克难关，政府应当通过善意支持让小商小贩灵活就业，通过自治寻求社会秩序与其利益诉求合拍，避免将其排斥于城市发展圈子之外。

　　经济危机对中小企业肌体伤害最为深重。政府应出台对包括进城创业农民在内的个体工商户、小企业以更多政策扶持、税费减免、财政投入、技能培训等，强其筋骨，让数以百万计的自主创业者不仅能顺利闯过难关，而且还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或对当下暂时失业农民工的就业需求能雪中送炭。“被忽视的就业保障”与“被低估的失业统计”两厢比较，前者对农民工的就业危害更甚后者，需要政府以更加科学理性的长期考量，形成对这一庞大群体的制度设计与改进，最终建立社会安全保障与就业增长的“蓄水池”，让经济发展与民生权益共同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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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两会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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