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辉林

　　3月7日下午，五位人大代表——五所大学的校长接受中外媒体集体采访。其中，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都认为暂时不能取消高考。李校长还谈到，如果现在取消高考，会极大影响教育公平，那就是另一个灾难。(3月8日A02版《长江商报》)

　　从报道中可知，李校长得出这一结论是基于当前社会诚信不足的现状，其言下之意是，应试教育虽有诸多弊病，但若取消这一比较公平的人才录取制度，则教育不公的问题将更为严重。

　　笔者在李校长所在的学校求学多年，也清楚这两位校长不过是在重申教育界早已有相当共识的观点。至少，我就听过现任教育部部长周济在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时阐述这一观点的现场版。当时，他还谈到不能贸然取消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我记得他说，通过四级不代表英语好，但英语好怎能连四级都过不了？

　　无疑，两位现任大学校长对高考的看法，时任周校长对这一话题及英语四级考试的观点，都有很强的建设意指。这种建设初衷与建设情怀是值得肯定的。在没有充分理由展开相关领域的革新之前，在没有更好的规定、办法可以取代旧规定、旧办法之前，贸然发起革新，破除旧有规定、办法，极易造成制度的断裂与管理的混乱，让实际工作标准缺失，无所适从。

　　让人有些遗憾的是，有些代表、委员递交的议案、提案、建议或公开发表的观点，充溢着革故鼎新的激情，却少了建设的情怀贯注其中；不乏“雷人”的“炮轰”、拍案而起的痛斥、斩铁截铁的表态，却少了可行的方案、计划来跟进。其表达的勇气固然可赞，但背后深入调研、埋头思考的身影却模糊不清。

　　就如恢复使用繁体字的建议，去年宋祖英委员提过，今年潘庆林委员又提。潘委员的建议虽有通过文字同一来促进祖国统一的良好初衷，但我们并未听闻他还提交了配套实施细则。实际上，实施这一方案阻力重重，比如会增加文盲，要重新修订课本，甚至连教师也要重新培训等等，即使不能说绝无成功可能，至少也要慎之又慎。递交如此提案，若无成熟的配套方案，必将无功而返。

　　众所周知，我国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大都是兼职，其中很多来自党委、行政部门，不同于英美国家的职业政治家。这些“两会”代表、委员的职业归属，决定了他们既是推动立法、代表人民群众或参政议政的民意代表，又是带头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国家工作人员。双重角色之下，他们更应懂得创立新法、出台新政要扣合实际，便于操作，也应在与本部门工作的对照中谙熟立法、出台新政之不易。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职责根本不同于一些国家的议员——只管监督、批判不作建设，而是负有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献计献策的重任。因此，如果在建言献策中止于对一些痼疾进行猛力“炮轰”，“打倒就跑”，却没有花大力气来做好“补台”、献智的下篇文章，那也是一种履职不力的表现。来源：湖南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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