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涤

　　■局内局外身后身先

　　这种信念的不靠谱，可以打个简单的比喻：杨白劳觉得只要喜儿能够到黄府打工，工资不发没有关系，总有一天黄世仁会还钱，那时喜儿就有嫁妆了。穷人的这个朴实逻辑未必通得过黄世仁的体系，尤其是借据、白条由黄来写和执行的

　　“每个人为自己，每个政府为自己的国家。”“欠你一百元，问题在我；欠你一百万元，问题在你；欠你一百亿元，问题在大家。”“不能永久持续的东西就不会永久持续下去，但能不能长久持续，该不该长久持续？”

　　上面三句引语，都是前贤说了多次的话，我们略作加工而已。第一句是常识，却常被人搅浑，特别是在“全球化开放”的今天。第二句话是目前困境的写照，一边是美国人不遗余力地透支消费，巨额的积欠，另一边是中国为主的新兴经济体不遗余力地生产出口，巨额的积存。由穷国常年资助富国消费，已是匪夷所思，演变成目前的巨大规模———中国外汇存底仅美元就超过1.6万亿，绝大半存放在美国，眼下约值11万亿人民币，全年GDP的一半，更是令举世困惑。真要换回人民币时，可以预计，它们会大幅缩水，因为我们贷出的美元，是借方美国可以依法印制的纸币。这个状况令双方都很头痛，难以长久持续，即便能够，又怎么划得来？

　　超高的金融杠杆率之外，金融海啸发生的背景是三十年来的全球化，这是它的第二个关键特征。在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一书中，被许多人忽略的核心意思是：作者自己的孩子能不能够在新的竞争格局下保持他们的优势？简言之，能够继续赚得全球最多？当弗里德曼看到班加罗尔(印度的硅谷)汹涌的上班族，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同样智慧、受到正改进的训练，然而更勤奋、更富激情和雄心、更愿意忍受牺牲，摩拳擦掌地急切投入竞争一杯羹，来迅速改善自己生活时，他的担忧是再自然不过的。

　　别说美国人的下一代不会去务农，干农活他们肯定不是墨西哥移民的对手；他们也不再能在制造业混得一口好饭，凭什么装配同样一部汽车，美国工厂的蓝领的薪酬要比在美国设厂的日本工厂的同胞高出30%，比日本的蓝领高出60%，更比设在上海的美国汽车公司的蓝领高出6倍？这个基本的难题，不要说弗里德曼只能虚与委蛇，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又有何招数？我们前几次说到在金融服务领域，美国享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在为世界数钱分钱时尽量多吃多占，但能多久？这场疯狂的盛宴看来不得不暂告段落。

　　话说回来，三十年来开放的国际环境，对中国人真是适逢其时。综观中国的雄起，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驱动力：1。极为勤俭的民众。从前受着体制的压抑无从施展，如今一旦松绑，必将把潜能淋漓尽致地发挥成物质生产力；2。国内有序而稳定的环境很好的配合。人们改善生活际遇的努力得到了正面的回应，在“正预期激励”之下，人们有理由相信，努力就有好报。1和2的结合之所以能有如此高而持续的回报，又得益于———3。开放的世界市场环境。逐利而动的市场法则要求产品(服务)、资源、信息、资金、技术，甚至劳力，在国际间畅通地流转。“更平坦些”对于处在当时发展阶段的中国人出奇地有利，对处在当时认知的西方却是颇为出乎意料。

　　以美国代表的发达国家当时想到的是，在平坦起来的市场，先发者能更畅通无阻地配置他们占优势的资金和技术，转移到劳力和环境成本低的地方生产。只要能够控制供应链，以及更关键的价值链，就能在商业食物链中稳居高位。

　　这个模式，虽说奏效，但只是部分成功，不能永久持续。靠金融运作轻易攫得厚利的过程中，西方的国民被“惯坏”了，实体经济遭偏忽，消费靠举债，资产被泡沫化，骄纵替代了拼搏精神，误以为靠金融工具为世界数钱分利能常久不衰的奢想在民间和政府弥漫。例如，麦道夫的庞兹骗局，十三年中它从来就没有任何证券交易的记录，却没受到监管。单是许以10%-12%的金融年利，居然就能把许多老江湖骗入彀中，说明了自迷迷人的心理在整个社会严重到了何等地步。

　　美国的国民收入结构越来越偏向资本收益而偏离劳动收入———虽然美国的收益多靠高端金融业分来的，而非靠生产出口挣来的，金融服务业和信息产业的高级白领同一般白领及蓝领之间收入贫富日渐悬殊，是“市场分配”理所当然的结果，但这样的结构遭到了日趋强烈的批评。

　　这个状况在加剧中，迫使政府参与酿造次按房贷的祸害。说白了，美国政客们为了缓和人们的愤懑，有意识地用虚幻的财产效应来满足不具备能力透支消费的民众的欲望，从而扩大了举债消费、杠杆运作、资产泡沫和金融投机。这个西方模式推至极端，被一举捅破的却不止美国人的举债消费心理泡沫和全球资产泡沫，它同时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模式，包括金融秩序重整、全球化策略，还有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靠出口引导的增长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巨舰掉头，又谈何容易？奥巴马政府的救市措施，很清楚，是一个救急不救穷的方案。它或许可以止住经济下滑、为冻结的信用解套，但要创造高附加价值的工作机会，达到充分就业的目标———振兴经济的重中之重，回归到高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和谐，绝对非常困难。

　　无论如何，眼下要问的核心问题是，政府承诺要支出的巨款从哪里来？基本常识指明，筹措的途径不外有三：增税；增发国债；美元贬值。其中第三个途径并不能独立操作，而要在第二条途径实施后，即举了巨债之后，再来减低债负。

　　第一条途径最直截了当，也是应有之理，在美国却不能被执行，选民绝不愿意，大幅增税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总之，若是奥巴马要想连任———这当然是他的第一优先，即使偶有增税之举，也是杯水车薪。

　　因此救急的两万亿，每分钱都将来自发债。美国人常常在说，国库已经亏空累累，国债都将由“我们的孩子来还”。问题是，买美国国债的钱不能无中生有，要有实在的人拿实在的钱在现在就买才成。尽管偿还可以等到以后，有两点必先澄清，1。这些实在的钱部分来自有积蓄的美国富人，但必有不少来自外国人，其中日本人和中国人占了很大份额；2。将来还债的未必限于美国人的孩子，必然包括外国人的孩子。里面的学问很大，但得牢记，万变最终不离美元贬值。对美国人而言，这的确是最省事的途径。中国存在美国的两万亿美金(还在不断增加)，眼下值13.6万亿人民币，2005年曾经值16.6万亿人民币，今后值多少？到了我们下一代又剩几何？

　　金融海啸加剧了我们面临的困境。我们能不能从今起不再购买美元国债呢？不行。没有中国贸易出超赚取的美元支撑的话，美元即刻就下滑，美国发债的成本会即刻大幅攀升，它救市的目标也将大为失效，而我们美元存底的亏损也立马浮现。这是克林顿夫人最近访华的首要目的———取得中国继续力挺美元的承诺。其实它也是我们在中美关系博弈里的最大筹码。

　　能不能用欧元来计值和结算将来的进出口交易，以及储存我们的盈余呢？困难。外汇存底不及我国十分之一、经济规模也小得多的韩国，刚一露出这个想法，美元和欧元的平衡就岌岌可危起来。美国立即警告，欧盟也不乐意，结果韩国只得作罢。人民币锚定弱势美元作窄幅浮动，实际上是占了欧元区的便宜，使得我国的出口在那里更具价格优势。为什么欧盟的抗议不及美国的强烈呢？当然是综合实力不及美国的缘故。随着欧盟越来越深地陷入经济困境，他们对我们的压力会增大，应该不难想见。

　　这就回到我们的关键问题：中国以往靠出口带动的发展模式能够持续吗？即便不管国际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假设我们都能扛得住的话，它应该持续下去吗？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凯恩斯的“一般均衡”的通论，它的核心恒等式(S+I)+G+F=0中，S(居民收支)和I(企业收支)合计为私人的收支，G(政府收支)，以及F(来自外国的收支净额)，目前美国的S+I和G均为严重负值，只能靠输入巨额的F来平衡。在凯恩斯的时代，受着“金本位”的硬约束，F不可能太大，英国当时是主要的资本和商品输出国，F常保持负值。那时F在经济政策制定中居于次要地位(例如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供应理论等都是以F甚小可忽略为其假设前提的)。当今世界却颠倒了过来，美元与黄金脱钩随市场大幅浮动肯定是其一大原因。令人遗憾，许多人的认识并没有随着这个绝大的变化调整，还有意无意把美元看做黄金。如果说“拜金主义”还有若干合理的成分，“拜美金主义”则只会导致巨大的失衡，本次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肇因于它的。

　　美国恒等式里的F,最大的部分来自中国，并在可见的未来会继续增大。说到底，生产活动是为了回报。中国人卖给美国东西，是为了收回成本之外的利润，偶尔津贴了美国人的消费，也只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近十年来的巨额出超，我们并没有收到(全部的)回报，说白了，只是以“应收账款”的形式让美国继续花费。最要命的是，这巨额的“应收账款”在不断贬值中，甚至有可能“颗粒无收”。

　　为什么会有如此荒唐之举，就像西西弗斯那样，执意要把大石球推到山巅？山顶的大神每次让石球缩掉一圈滚回山脚，西西弗斯总是不折不挠，以更大的毅力和牺牲把石球再度加重继续往上推。这种悲壮卓绝的行为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主要原因是意识形态而不是经济的：“重商主义”的迷思情结———认为凡是卖出了东西就等于赚到了钱(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的首要目标就是批驳它)，加上“拜美金主义”的惰性思维———以为美元等同黄金，获得账面上的美金就得到了它的价值。这种信念的不靠谱，可以打个简单的比喻：杨白劳觉得只要喜儿能够到黄府打工，工资不发没有关系，总有一天黄世仁会还钱，那时喜儿就有嫁妆了。穷人的这个朴实逻辑未必通得过黄世仁的体系，尤其是借据白条由黄世仁来写和执行的。

　　总之，世界金融秩序不再能由美国继续来一手遮天，是很明显的了。中国能否乘此契机，在全球博弈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能亮出自己的手？

　　至少有一点必须清楚，中国在这场变局里占有优势。我们过去拼搏的积累，虽说有很大一部分是“应收账款”，但毕竟成了我们的有力的“筹码”。举目环顾，在忙着“救市”的各国政府里，真正有“底气”的没几个，中国是“最佼佼者”。

　　人类文明的进展———历史一再证实———多是趁着由“小得意”堆积成的“大问题”爆发而来的“契机”促成的。所幸的是，危机引发的这次契机给中国带来了“转型”的机运。

　　相信上苍会“眷顾”炎黄子孙，欠了我们四百年，已经表明在眷顾我们。(待续)(作者为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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