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翠莲   

　　2月23日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对于数百万“新上海人”来说，这个日子却温暖无比———是日凌晨，上海市政府公布了《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从此，400多万上海居住证持有者走起路来都piapia的。

　　从去年8月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市长韩正在多个场合透露上海将出台人才户籍新政，到“试行办法”应声落地，仅半年时间，上海户籍发展的步子迈得够快，也由此被舆论称为具“破冰”意义。

　　其实，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一直没有停止户籍迁移政策的调整。从1994年2月1日上海市蓝印户口管理暂行规定的实施，到2002年6月上海推行上海市居住证制度，再到2004年10月开始实施上海市居住证暂行规定，进入上海的口子持续松动。目前所有进入上海的具有稳定职业和稳定住所的外省市人员都可以申请居住证，他们中更多的人开始享有市民待遇。

　　此次“试行办法”的实施是上海审时度势，从支持经济发展角度出发而出台的人才支持举措。此举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公众高度关注，似乎有些出人意料。以致北京称未考虑出台类似政策，广东说年内将制订户改新办法上报省委省府。有评论甚至说，“户籍制度”有望成为2009年中国改革关键词……当然，也有对“更多人进来分享城市有限的资源”的担忧，等等说辞，坊间一时热闹非凡。

　　其实，仔细分析，上海“户籍新政”引发的震动也在意料之中。因为中国户籍制度关系到每一位国民的切身利益，她的历史形成原因和现实利益考量纠缠在一起，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尤其像京沪等大城市的户口因稀缺而壁垒重重，成为“违背公民迁徙权利要求、违背社会公平公正原则”的抨击口实。

　　现代国家都是国民国家，至少是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它的根本特征是，每个人在国境之内完全平等，在境内任何地方都能够享受到国家法律的平等保护，这包括，他可以在境内自由迁徙，任何地方政府不得对此施加不合理的限制。仅对特定“人才”开放户籍，就属于不合理的限制，因为它取消了普通人的迁徙权。而在一个现代国家，如果人们不能自由迁徙，怎么能算是“国”民？

　　一个“户籍新政”引发国民“自由迁徙”美好梦想，无可厚非，尽管实现理想道路曲折，重要的是追求公平自由的信念。由此想到另一个被用作提振经济提振消费的工具———消费券。消费券的提出，实际上是公众潜意识里担心政府运用财政手段应对危机既缺乏公平又缺乏效率，所以干脆来个人人有份，只要政府“出血”，起码表明共度时艰的态度，公众信心更多的是缘此而来。至于“出血”能出多少钱，能多大程度真正提振消费，其实倒在其次。

　　上海“户籍新政”引发的舆论焦点是，如何才能消除户口壁垒造成的社会不公，而不是出台政策强化户口所导致的各种不平等。

　　终于，我们找到问题的症结。户口不过是一张“纸”，但这张“纸”上承载了太多的社会政治经济利益附加值———通过户籍，人们能得到更多社会权益和“市民待遇”。

　　所以，只有把不适当附着在户口上的诸多社会政治利益剥离下来，让户口回归到社会公共信息管理的轨道上去，回归到户籍登记、收集、确认、提供人口基本信息的行政管理原本，我们的户籍制度变革就会走得比想象的、比目前看见的更快、更有效，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民也最终能在户口的“城堡”中突围。

　　尽管实现梦想的道路上还有困难重重，户籍发展的终结必将是消灭其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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