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金贺  李牧群  李萌

　　问题一：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持续困扰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调问题。

　　过低的消费率导致中国经济过去十年的发展更多地依靠国际贸易和投资拉动，导致了国际经济动荡对国内经济的传导。中国经济生产过剩、消费不足已经到了严重的地步。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率一般在78%左右，而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已下降到38%，连发达国家的一半都达不到，从这个意义上看，本轮中国政府的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只能短期内通过政府投资解决经济快速下滑的问题，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结构失调的问题；相反，过度投资导致的结构性问题会在3－5年后得到体现。

　　问题二：宽松的货币政策眼下对经济的刺激有限。

　　为应对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下滑，中国金融当局由2008年上半年还在实施的货币从紧政策180度大转弯，改为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外需不振对中国经济的严重打击。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刺激可能很有限，主要基于如下原因：首先，中国目前经济下滑的原因并不在于流动性的不足，事实上到目前为止银行系统的各类存款余额高达40万亿左右；主要的问题是银行处于危机防范的考虑，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采取了更加审慎的态度。其次，从居民消费的角度看，中国社保体系的不完善导致居民消费更加谨慎，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的产业化发展方向严重挤压了居民的消费空间，同时今年以来资本市场的萎靡导致大量中产阶层资产缩水，单纯降息刺激居民消费的作用非常有限。

　　问题三：同美国及欧洲主要经济体的危机性质不同，中国危机的性质更多体现在实体经济危机向金融危机的传导，因此危害可能更为严重。

　　由华尔街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蔓延，并逐步危及到实体经济，是本轮危机在欧美经济中的传导模式，而中国这一危机的传导方向则是逆向的。尽管中国金融机构包括中投公司在美国的投资遭受巨大损失，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中国的金融体系安全，而恰恰是外需的戛然而止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打击。中国珠三角地区由于其产业外向型发展的特点，在危机中首当其冲，大量中小企业的倒闭导致了失业群体由城镇向农村的逆向流动，并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大范围失业问题进一步诱发房地产行业的不景气和断供潮，目前政府已连续出台国6条等多项房地产救市政策，政府的大力救市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该行业的不景气问题，反而会积累金融风险，预期会在2009年有一个集中释放。

　　问题四：4万亿投资方案的有效性存疑。

　　首先，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在现有中国的管理模式下，执行过程中的腐败问题几乎不可避免，从而导致投资的效果大打折扣。例如，由于许多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最近开始以“改善民生”的名义购买房地产开发商滞销的楼房，并以此托市，不利于房地产市场的理性回归。众多民众对4万亿蛋糕分配过程中腐败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表示担忧。

　　其次，从4万亿的投资方向看过度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其中约2万亿投向铁路，并没有转移到以拉动消费为重点的投资方向上，对民生的投入严重不足，因此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不大。从1978年到1990年代末，投资驱动增长的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总体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目前重复过去把资源用在“生产建设”和“基础建设”上的思路值得商榷，现在应该是从以生产及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转移到以消费为重点带动增长的时候。

　　问题五：危机导致的外资撤离给中国经济恢复雪上加霜。

　　人民币贬值预期及出口导向型企业的经营困难导致外商投资撤资的风险加大，政府已出台相关政策防止外资的大量撤离。2008年12月19日商务部、外交部、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外资非正常撤离中国相关利益方跨国追究与诉讼工作指引》，正式将针对外资抽逃之“追责”上升到国家高度。可以看出，这些政策的出台表明目前外资抽逃已经不是简单的个案，大量外资撤离的趋势正在形成，政府明年的金融监管政策必然是重点之一。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2005年7月开始的人民币汇率改革的不良后果和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

　　(刘金贺、李牧群系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宏观首席研究员，李萌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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