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萍

　　2009年开年来，无论在深陷危机泥潭的华尔街，还是频频曝出天价薪酬的国内市场，金融机构“高薪”、“限薪”都已成为最热门的话题。

　　近日，财政部下发《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下称“《办法》”)。紧随其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称“人保部”)表示今年计划改革国有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规范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合理确定企业负责人与职工工资收入的比例。

　　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限薪”称得上一着好棋，但究竟应该限制谁，又以何为标准进行限薪，则需要思量再三。

　　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保险学会副会长姚鸿。姚曾长期在国家计委劳动工资局从事计划工资工作，现任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独立董事兼提名薪酬委员会主任委员。

　　姚鸿表示，财政部“限薪令”出台的初衷是好的，但在方法上存在一定的技术问题。

　　基本薪酬溯源

　　《21世纪》：请您介绍一下，国外金融机构的工资制度是怎样的？

　　姚鸿：工资制度是非常复杂的制度。以美国为例，金融企业员工的工资一般分成两部分——货币性工资和非货币性工资。

　　所谓货币性工资又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固定部分，即所谓基本薪酬；变动部分，如绩效薪酬(奖金)、中长期激励(股票期权)等，起到激励作用；第三部分是福利津贴，用来解决一些工资解决不了的问题，如出差津贴、岗位津贴、艰苦环境工作津贴、伤残津贴、社会保险、补充保险等。非货币部分则包括带薪休假、物质奖励等精神鼓励。

　　而金融企业高管实行的是另一种工资制度，即年薪制。这是一揽子的工资制度，与其所在企业员工的工资结构不同，高管的工资结构主要是年终奖金加期权、职务享受、金色降落伞、高额退休金等等。其年薪中基本薪酬比例很低，主要是绩效薪酬和期权。因此，在高管的年薪中，基本薪酬并不重要。

　　《21世纪》：那么在国内，基本薪酬在金融机构中究竟有何作用？

　　姚鸿：我国金融机构高管所谓的年薪制与员工薪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他们的工资结构和制度与员工是相同的，因此其基本薪酬也占有一定比例。

　　所谓基本薪酬，即工资中的固定部分，一般不与公司业绩挂钩，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包括基本生活费(理论上每年应按照通货膨胀率来调整)、年工部分(按照工龄、司龄上涨)，以及岗位工资(按照职务、职称等衡量)。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工资级别是固定的，每个人的工资数额也是固定的，所以各企业的劳动工资总额主要就是看人数指标，为了争取更多的人数指标，每年国家计委都像开骡马大会一样，不断有企业拿着表格来提要求，不胜其烦。

　　后来，工资结构中增加了奖金和各种补贴后，尤其是随着金融机构高管的奖金和期权等绩效工资越来越高后，基本工资的比例相对缩小了，人们也开始越来越不关注基本薪酬。

　　限薪对保险业影响大

　　《21世纪》：这次奥巴马对华尔街高管限薪，对我国有哪些借鉴意义？我国“限薪令”出台的初衷又是怎样的？

　　姚鸿：奥巴马限薪主要针对的是金融机构高管，限制的不是基本薪酬，而是受到援助的金融机构的工资总额。这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平息公众怒火的一个手段，目的明确，简洁明了。

　　在国内，《办法》出台的初衷是为了规范国有金融企业的工资制度，恰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发布，因而被人们理解为“限薪令”。

　　《21世纪》：你觉得，我国金融企业以基本薪酬为基础制定的限薪令有何不妥之处？

　　姚鸿：现在金融企业的员工大都不再关注基本薪酬，而财政部的《办法》又将基本薪酬再度提到大家的视野中。

　　《办法》中，对基本薪酬职务等级的确定要求与企业总资产规模、业务收入规模、人数、市场范围、产品和业务的复杂程度相关联，但这五个因素每个都是变量，因此改变了基本薪酬相对固定的性质，结果是把工资中的固定部分变成了变动部分。而用五个变量决定基本薪酬这个变量，再用这个变量作为基准设限，两个变量，无数个函数，实在是不知道限制在哪个位置上了。

　　同时，这还会造成人们再度把注意力转移到对企业已经长期淡忘了，同时基本没有调整过的基本薪酬的关注上，最后变成对基本薪酬的争夺战，又是不胜其烦，事倍功半。

　　《21世纪》：你认为怎样的方法更为妥当？

　　姚鸿：我国国企高管薪酬真正出问题的并不是基本薪酬，而且大部分国企高管薪酬出问题的也并不多。我的建议是，要么就像奥巴马那样不提基本薪酬，不提那些复杂的参数和变量，直奔主题，就给一个上限的数字，例如100万元、150万元；也不要区分民营还是国有，一律纳入限制范围，或对限制范围做出一定界定，同时加强对企业绩效的审核。

　　或者给国有企业定一个基本薪酬的标准，可以略高于机关事业单位，因为国企本来就是政府的一条“腿”，对绩效部分分别考核，规定上限。换句话说，无论如何在工资结构中有一部分应是固定的——尤其是作为基准的部分——这才能做到事半功倍。

　　《21世纪》：那么，如果真的照此执行，对保险业的影响程度如何？有人按照《办法》测算，保险企业员工的薪酬将下降60%，会这样吗？

　　姚鸿：对保险业的影响是比较大，但这次规范的主要是金融机构高管，与普通员工无关，因此60%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参照刚刚我提到的《办法》中确定基本薪酬的五个关联因素，我们不难发现，银行从总资产规模到业务收入规模、人数等都是最大的，但它的规模很大一部分来自国家注资。而投资银行、券商、基金公司等都没有很大的资产规模，大部分是人力资源。

　　而保险是补偿性的。举个例子，按照保险的经营理念，一家好的保险公司应该是每年收到100亿元的保费，扣除各种费用和准备金，剩下的全部用于赔付，这就是所谓的补偿性。因此，负债经营的保险机构，规模怎么也不能很大，再保险公司的规模更不能大过直保公司。如此看，如果按照资产规模核定基本薪酬，保险公司肯定要“吃亏”，而保险机构中的再保险公司则最“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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