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罗奇(丛玫/翻译)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幸免于这次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包括中国这个长期保持最高适应力的经济体。现在这个情况也正在受到考验。当前的危机对中国的辉煌发展战略带来了巨大挑战。

　　挑战的出现源于中国经济的不平衡状态。近年来，这种不平衡实际上助推了中国的经济。在2001年至2007年期间，中国出口在GDP中的比重几乎翻了一番，从20％提高到36％，同时全球出口占世界GDP的比例从24％上升至31％。换言之，中国恰恰在全球贸易大幅增长之时，加大了对出口的依赖。这使得中国在全球上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最大的经济增长繁荣中加倍获利。

　　时过境迁，现在美日欧罕见的同步衰退证明，世界贸易的繁荣时期已经衰退。中国的出口直到2008年中期以前还保持高达25％的同比增幅，后来局势急转直下，年末完全是负增长，2009年1月则下降了17.5％。

　　中国经济中出口占如此大的份额，而其飞速增长的态势不复，无怪乎经济活跃程度的指标也以同样的幅度在放慢。2008年12月的工业产出仅增加了5.7％，而此前五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16.5％，是以前水平的三分之一。当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为6.8％，与过去三年12%的平均增速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比放缓的数据还掩盖了近期经济形势走弱的严重性。用这些数据推算下个季度的变化，即美国目前使用的算法，会发现中国GDP和工业产值增长到2008年结束时会持平或负增长。这种突然的减速意味着中国要实现政府制定的2009年GDP增长8%的目标是极其困难的，很可能最后的增速是接近6％。

　　两年前，温家宝总理警告说，对中国经济“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深表担忧。2006年颁布的“十一五”规划也提出了这些问题，强调中国经济必须开始一个重大的结构性转变，从出口主导型经济转向消费驱动的增长。

　　但是，政府缺乏相应的执行措施。特别是未能建立制度化的(institutionalized)社保体系，从而扫除预防性储蓄的担忧，建立更有活力的消费文化提供系统支持。其结果是，消费在GDP中所占的份额2007年下降到创纪录的36％，体现了中国宏观失衡的弊端，这个问题在全球性危机中显得更加麻烦。外部需求遭受严重冲击后，中国经济的不平衡问题凸显，而中国还没有一个后备计划。

　　鼓励消费来平衡经济的办法是中国唯一可持续的出路。积极的财政刺激措施，如最近推出的4万亿元基础设施为主的投资计划会暂时有效。这种措施借用了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0~2001年全球经济衰退中，中国使用的反周期性经济对策。但是，这些行动还不足以弥补经济结构性缺陷，因为中国对外依赖型的增长模式现在面对的是将持续数年缩减开支的美国消费者。

　　中国需要大胆积极制定有利于消费的政策。它应该首先宣布社保系统的重大举措。具体来说，中国应大幅扩大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资金，目前该基金只管理着700多亿美元的资产，还不足以为老龄化的中国人口提供人均100美元的退休资金。中国也需要迅速采取行动启动一个私人养老金计划，以扩大全国范围的健康和失业保险范围。最近通过的一项8500亿元人民币、为期三年的医疗改革计划，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令人鼓舞的一步。

　　同样需要强调一下值得中国警惕的方面。首先，中国的决策者绝不能过于乐观地指望外部需求模式会再次奏效。美国消费的疲软将持续多年，这无异于一个全球性的消费冲击，将长期拖累任何一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也不应忍不住使用货币杠杆或其他补贴来促进出口。在失业率不断上升、发达国家对于全球化利弊产生越来越多顾虑的时候，这种努力可能为反华贸易制裁提供口实。这些行动也可能促使中国重新考虑其作为美国最重要的海外债权国的角色。猛然间，这两个国家都将可能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非常险峻的局面。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面对逆境始终能调整至最佳状态。30年前正是如此，当伟大的“对外开放”政策提出时，中国经济正濒临崩溃的边缘。虽然今天的情况肯定不那么可怕，中国还是应该把这次危机看作是一个重要的警钟。

　　不平衡的中国经济必须重新修炼平衡术。服务了中国经济30年的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现在必须让位于内部驱动的消费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对中国来说，这种大规模结构调整的迫切性是史无前例的。对于其他亚洲国家来说——更不用讲全球经济的不平衡问题——中国的后危机时代经济领导作用就取决于这一关键的平衡转型。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丛玫/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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